世界主义的特征源于斯密经济学的所有流派的学说都有鲜明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不是继承而是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观点，但逻辑原点仍然相同，仍然是“经济人”假说，依然同意依据假说的推论。马克思不过是人道关怀促使他不支持这种推论结果的天经地义，认为放任人性恶的一面，将导致极端的贫富差距，人们没有了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就会变成多数人奢侈的空话，而成为少数人奢侈的挥霍。他的经济学主张的全部是为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他的经济学王国里创造了一个天下大同的乌托邦，声明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是他们的祖国，在实现他的经济理想的世界里，国家形式终将消亡。
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想在苏联实现时，国家却并没消亡，因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也可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提已经改变。然而，本初的结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保留或许是无心或许是对率先实现者有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颂扬的世界主义——国际共产主义。
新自由主义则以“全球化”为号召推行它的世界主义，具体措施是取消关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分工，其中“国际分工”最能体现世界主义奴役弱小国家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并不讳言“国际分工”利益会向工业制造国倾斜，但固执地相信财富的溢出效应将惠及所有的人。事实却没能支持这个假设。在英国用军事霸权推动的第一次全球化阶段（1870～1913年），亚洲（日本除外）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0.4％；非洲为0.6％；西欧1.3％；美国最高，为1.8％。美国没有参与全球化，其采用的反而是极端的保护主义，而从亚洲的增长也看不出受益于溢出的财富效应。实际上，第一次“全球化”的两个憧憬都落了空，即增长优于保护主义和普遍富裕的美好憧憬。
英国推行“全球化”也非出于带领全世界人民共同富裕的无私目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在认同“目的”方面存在着分裂现象，就是在个人目的方面认为人是自私的，在国家层面却又认为人是无私的。
20世纪的英国，由于对茶叶的嗜好使其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按照国际分工理论，这没什么不好，各优势国应该恪守各自的优势进行贸易，以促进各国人民的福利。然而，“全球化”的英国进行了违反其“全球化”措施的相反的选择，为弥补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出口产自印度的鸦片。正如毒品贸易现在被全世界合法政府视为非法一样，自然遭到中国清政府的抵制和禁止。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英国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发现全球化不能为其带来利益时采取的反“国际分工”的战争，唯一能达到的目的就是弱肉强食地用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毒品贸易。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新制度学派的杨小凯就清政府在《南京条约》后失去管理国家海关的权力，对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达55年（1863～1908年）之久，曾做过如此评说：“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
它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一个国家的主权，以丧失关税自主权为突出特征，如果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能够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那还勉强可以从全民利益、人道主义角度诠释杨小凯的论断，国家主权要不要无所谓，人民的福利第一。可是，任何从个人自私立场出发的经济学理论，不管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国家可以通过关税来使贸易的利益分配向己方倾斜。通过战争手段制定的固定关税，并且要通过战胜国的人员来管理的他国海关，符合谁的最大利益？这似乎无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解释，而且自由贸易、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支持这一解释。假如仅仅是“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产生的腐败这么一个理由，请杨小凯先生给出“必然”腐败的理由，以及腐败后的海关对国家经济的伤害与丧失关税主权对经济发展的比较数据，至少应该论述“腐败”是怎样损害全民利益的，否则，将沦为不可信的无稽之谈。
关于“腐败”，笔者愿意提供另一蓝本。1961年，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是49美元，1966年苏哈托军事政变上台，直到1998年下台，在长达32年的统治期间，据估计挪用、贪污至少150亿美元，相当于1961年的45亿美元国民收入的5.2倍，然而人均收入比1961年提高了三倍。那么，假如英国人不替中国人管理海关，假如清政府管理海关必然腐败，得出全民利益受损的结论也是牵强的，为什么不会像印度尼西亚一般“腐败”并“增长”呢？何况，丧失关税主权后并没有数据支持杨小凯所言的“贡献”。
还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杨小凯写有这样的话：“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的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与此比较，英国人与中国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杨小凯先生缺乏常识吗？战败国没有与战胜国平等的地位，其“讨价还价”是在战胜国单方面提出的价码上的微调；战败国也没嫌价码太高而不谈的权利，就如给你自由选择，是选择上吊还是抹脖子，结果都一样，没有不死而活着的选项。中国政府确实是自己同意的条款，可是，除了在划定的圈子里讨价还价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封建官僚李鸿章懂得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在日本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后，悲愤地誓不履日本半步。然而，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却觉得“难能可贵”，笔者也“难能可贵”地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智商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杨小凯的智商不容怀疑。为何主流经济学家们会相信，或者只是为使中国普通民众相信：英国不惜牺牲同胞的生命和他国人民的性命打了一场崇高的、无私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与“腐败”的中国政府能坐下来，平等地讨价还价，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利。英国人为什么不自私了呢？不理性了呢？不“经济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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