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个情节，时任仓库保管员的保尔疑惑而又愤怒地对其他几个共青团员说：“以前我们在为资本家干活时，既没有人迟到又没有人早退，更没有偷盗现象；为什么我们翻身做主人了，在为自己干活了，却又迟到又早退，甚至又偷又抢呢？”保尔虽然困惑，但他心中显然是有一个答案的，那就是这些人忘记了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忘记了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这方面的原因是有的，但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人性本无善恶，环境不同而已。同一个人，一种环境下规规矩矩、拼命工作，一种环境下迟到早退、又偷又抢。我们不能说他本性就是时好时坏，而只能说是环境使然。动物的投机主义在人身上同样很显著，这种投机主义表现为对环境的主动积极的适应，不论这种环境是经主观改造过的也好，保持原始状态的也好，这种适应最终体现为每个人在对其来说是既定的外在的环境中实现收益最大化。既定环境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定的制度。制度的设定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同力量竞争的结果；一种是权威依据一定的理论或（和）经验直接制定的结果。表现于人类经济交往中，就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经济主体的形成也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市场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栉风沐雨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一种是在计划的安排下互不干扰地在暖房中长大。一旦将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济主体移栽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缺乏对市场竞争的免疫力而很容易失去成长的活力。有两种办法来对市场竞争进行抗争，一种是依靠权威的力量对经济主体进行保护，可以特许其不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则行事；一种是对经济主体产权形式进行重新安排，逐渐形成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尽管有些人以反对“一股就灵”的名义对股份制提出责难，但他们却无法否认对一定规模企业来说“无股不灵”的判断。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主体的产权就必须要清晰，可以说，没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仍是那种人人拥有却人人不负责的产权制度，那么这种产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伪”市场经济。这种产权制度下的经济主体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进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则是必然的。
以我们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一方面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收回、变现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分别于1999年4月和1999年lO月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1．4万亿不良资产从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一再强调，这次剥离是“最后的晚餐”，各商业银行要以此为新的起点，轻装上阵，不能再重蹈覆辙。然而，仅仅过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大银行又积累了2万亿的不良贷款。如何处理这些不良资产，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这些不良资产进行第二次剥离，交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使国有银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削弱它们进行改革的动力，不利于良好公司治理的建立。因此我们认为，降低不良贷款的重任应责无旁贷地落在国有银行自己身上。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短短四年间又积累了如此之高的金融风险呢？
从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的形式上看，国内银行与海外银行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运作下来，为什么就会南橘北枳呢？一个最为关键的制度性因素在作祟。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在贷款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所谓权力责任制度的缺陷，指的是贷款缺陷的分布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上。如此一来，约束过度时，信贷人员就会选择消极怠工，激励过分而约束不足时，则容易让信贷人员铤而走险。同时，发放出去的贷款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所谓信贷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度等，人人负责的同时又人人不负责，使得责任的追究无从着手。根本原因还在于产权不明晰，与非金融国有企业的病根一样。有了明晰的产权，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仅保证银行作为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保证了金融业监管有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国的银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首先产权就是不清晰的，没有清晰的产权为基础，外部监管无法从根本上防范、控制银行风险。这就是我国金融体系脆弱、金融风险加剧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回到保尔的困惑。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在一些人心中这种困惑或许仍然存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其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风险。应对这些困难、挫折和风险，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吸收人类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经营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健全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最为重要，这种机制不仅仅对企业员工，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管理者。然而，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样需要激励机制，说到底，根子还在于产权制度。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人们也就不存在去积极建立监督约束和激励制度的动力；即使是建立了某种激励约束制度，人们也缺乏实施这种制度的动力，最后归于纸上谈兵。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中，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2期）
“官位”之产权属性分析
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由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共同决定。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同一种商品时，就会发生竞争。竞争所引发的冲突必然要用某种方式解决。决定胜利者的标准就是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供给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将把商品出售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当然，交易的媒介或中介物必须是由习俗所认可或法律所规定的一般等价物。
价格的发现或生成是需要成本的。市场经济中，发现价格的过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计划经济中，价格由中央集权的代表来发现（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作“发现”的话）。制度运作的成本或交易成本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中，都是存在的，因为信息是稀缺资源。理论和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较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有时大到交易无法进行，制度无法运转，这是不同经济制度框架中经济绩效何以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市场经济的优势和效率将越来越明显，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制度背景之趋势已是不可逆转。
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向选民提供市场不愿意承担的公共物品。这个职能由政府官员来执行。我们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官位”怎样确定才能使之发挥最大效能。我们可以将“官位”作为某种性质的经济物品来看待。“官位”之所以可以被看成是经济物品，原因是其稀缺性。我们再把它看作是可以交易的，即当作某种商品。某一经济物品若想成为商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存在商品的供给者，二是存在商品的需求者，三是存在能使商品供给者和需求者交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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