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境外加工贸易体系。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是外资企业，这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高，已经实现产品价值链全球配置的必然结果。下一步我国企业通过国际合作将逐步成长为加工贸易体系的主体。利用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把国际工序分工的末道环节（组装为主）升级为前道环节（制造为主）；把国际差异化分工的低端结构提升到中高端结构；并通过“走出去”战略，把加工贸易的一些工序扩展延伸到境外，形成中国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四是从战略上筹划长期对外投资的产业、区域和全球布局。从2011年开始，我国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如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银行“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营销网络和渠道“走出去”等。为此，需要研究制定战略上统筹协调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投资和战略性资源投资的长期规划和布局。同时，还要制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战略性投资的规划，探索“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模式，建立与老殖民主义海外扩张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对外投资新模式。
五是抵御和防范“走出去”的开放风险。在宏观上，推进“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实现全球资产多元化组合（包括金融资产、股权投资，战略性资源存量储备的多元化组合），将会增强抵御和对冲全球金融、汇率、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化解人民币汇率弹性化、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等国内调整的不可预见性风险。在微观上，增强企业“走出去”的风险管理能力，包括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过程中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以及环境风险。同时，增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软实力，消除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风险论”的影响，是降低政治等非经济风险的重要保障。
六是处理好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战略关系。当前，欧美对华策略已经发生新的转向，如全球再平衡与中国应承担的责任，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歧视性产业政策等，对我国长期发展潜力和支撑能力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危机后出现的TPP等新区域化趋势，对我国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区域和全球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加大了中国与欧美之间战略性的竞争与冲突。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基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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