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沿海先行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论争。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基本上属于平衡发展模式。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带动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米尔达尔的地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等属于不平衡发展模式。最终不平衡发展理论和战略获得广泛认同。不平衡发展战略分为部门不平衡发展战略和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这里主要是讨论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①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5年提出一个“增长极”理论(gmwth pole),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②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geograph—ical duel economy)。他假设穷国每个地区在发展初期都处于静止的落后状态,各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地区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历史偶发因素或国家的倾斜性政策而开始出现增长,于是,不平衡发展就开始发生了。那些优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因为利润和工资水平高,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从而带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导致发达地区发展不断加速;而落后地区刚好相反,由于工资和利润低引起大量人才和资金外流,储蓄和投资都很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就是所谓的“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et)。一旦先发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工资和租金上涨,环保成本也在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于是,产业、资金和人才就会向成本偏低的落后地区转移,促进后发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最终赶上先发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上的均衡,这就是所谓的“扩散效应”(sprcad effect)。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的是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把绝大部分投资项目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而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则投资较少,以此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这种发展战略被证明是失败的,导致了资源的配置不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思路,放弃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根据区位优势,实施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即给予沿海省份和若干城市特殊的优惠政策,让这些地区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为经济特区,然后陆续开放上海、大连、青岛等十几个沿海城市,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较发达的经济基础,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通过这些地区向世界开放。国家给予东部沿海省份和经济特区的资金扶持、关税减免、下放审批权等特殊优惠政策,加快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目的在于培育沿海城市为增长极,通过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
中国采取的沿海先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在中国东部地区已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增长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佛山等广东省境内的位于珠江周边的城市)、长江三角洲增长极(包括上海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等城市、江苏的南京、苏州等城市)。这两个增长极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和“领头羊”。
从表3中可以看到,从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0倍,年均增长9.91%。而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30年中一直高于全国经济增长率,其中,广东增长率最高,GDP总量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13.54%,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2%,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沿海省份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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