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沿海先行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论争。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基本上属于平衡发展模式。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带动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米尔达尔的地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等属于不平衡发展模式。最终不平衡发展理论和战略获得广泛认同。不平衡发展战略分为部门不平衡发展战略和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这里主要是讨论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①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5年提出一个“增长极”理论(gmwth pole)，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②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geograph—ical duel economy)。他假设穷国每个地区在发展初期都处于静止的落后状态，各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地区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历史偶发因素或国家的倾斜性政策而开始出现增长，于是，不平衡发展就开始发生了。那些优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因为利润和工资水平高，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从而带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导致发达地区发展不断加速；而落后地区刚好相反，由于工资和利润低引起大量人才和资金外流，储蓄和投资都很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就是所谓的“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et)。一旦先发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工资和租金上涨，环保成本也在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于是，产业、资金和人才就会向成本偏低的落后地区转移，促进后发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最终赶上先发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上的均衡，这就是所谓的“扩散效应”(sprcad effect)。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的是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把绝大部分投资项目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而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则投资较少，以此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这种发展战略被证明是失败的，导致了资源的配置不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思路，放弃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根据区位优势，实施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即给予沿海省份和若干城市特殊的优惠政策，让这些地区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为经济特区，然后陆续开放上海、大连、青岛等十几个沿海城市，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较发达的经济基础，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通过这些地区向世界开放。国家给予东部沿海省份和经济特区的资金扶持、关税减免、下放审批权等特殊优惠政策，加快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目的在于培育沿海城市为增长极，通过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
中国采取的沿海先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在中国东部地区已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增长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佛山等广东省境内的位于珠江周边的城市)、长江三角洲增长极(包括上海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等城市、江苏的南京、苏州等城市)。这两个增长极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和“领头羊”。
从表3中可以看到，从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0倍，年均增长9．91％。而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30年中一直高于全国经济增长率，其中，广东增长率最高，GDP总量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13．54％，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2％，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沿海省份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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