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喜剧
70年代初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破产。于是，凯恩斯当年的论敌哈耶克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想了起来。1974年，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分享经济学奖。
这可能是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最奇异的一对，因为他们两人的思想取向完全相反。缪尔达尔一向高举“进步”旗帜，而哈耶克却历来在学术界被视为“极右翼”。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同时授给这样两位迥然不同的经济学家，似乎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据说，瑞典皇家科学院最初是想把此奖颁发给老牌凯恩斯主义者和瑞典福利国家的创建人之一缪尔达尔——他也对设立这个奖项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缪尔达尔是瑞典本国人，而且，他的观点也未免有点左得离奇，瑞典科学院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就决定找一个异国的右派人物平衡一下。于是，他们找到了出生在奥地利，先后在英国、美国、德国工作的哈耶克。
当时的经济学界主流对哈耶克获奖大表愤慨。如果进行民意测验的话，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可能根本就不会把他当作经济学家。连谬尔达尔本人也对自己竟然与这个老右派同时获奖非常恼火。在颁奖典礼上，他根本就没有搭理哈耶克。
不过，哈耶克获奖标志着诺贝尔奖的一个转向。在他之前的几位获奖者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在他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接连获奖：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布坎南、贝克尔、弗农?史密斯等等。看来，经济学的思想潮流真的转变了。对此，冈纳?缪尔达尔恼羞成怒。在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他立即发表一篇文章，呼吁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他可不愿意看到自己帮忙设立的奖项成了论敌们风光的好地方。
但此时，已经无人能够阻止市场在全世界的胜利了。最大的胜利也许就是在中国，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市场的伟力。这也许正是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
30岁出头，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就发展出了以价格为核心的生产结构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中年离开专业经济学后，哈耶克又以自生秩序为核心概念，发展出了一套深刻的社会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理论。他也许是20世纪唯一一位横跨多个学科又都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
我在组织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时，曾结识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一本是我编译的《哈耶克经济学文萃》，将收入哈耶克早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以便中国读者了解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贡献。然而，这位经济学家当时就说了一句：“哈耶克早年的经济学研究毫无价值！”
其实，这大概是60年来主流经济学界——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综合——的共识：哈耶克确实是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思想战友弗里德曼也这样认为：哈耶克的货币理论研究“都不着边际”。
他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如此，哈耶克却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那是1974年。在他之前，1968年才创办的这个奖项的获奖者“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
哈耶克改变了这一趋势。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哈耶克获奖时发表的正式声明中是这样提到哈耶克的获奖理由的：
哈耶克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深刻的、创造性的……他试图比那个时代的一般学者更深入地探讨商业周期的机制。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更为深刻的分析，他是少有的几位在1929年秋天的大崩溃到来之前就警告经济危机可能降临的经济学家之一……本学院的意见是，哈耶克对于不同经济制度的运转效率的分析是他对于更为广阔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做出的最重大贡献之一……在经济学所有的领域中，哈耶克都有所涉猎，他对于经济学的学说和观念史也进行过深刻的历史分析……他在研究不同的经济制度时的指导原则是研究分散在个人和企业中的所有知识和信息是如何被有效利用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具有竞争和自由定价机制的市场体系中的广泛的分散化，才有可能充分地利用知识和信息。
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哈耶克最重要的经济学贡献。
时间、资本与企业家
青年哈耶克一进入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就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揭示了现代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哈耶克所使用的分析概念，都具有复杂的内涵，我们只能简单地说到几点。首先，时间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市场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需要时间；其次，资本不是同质的货币，不可能无成本地任意转换，而是由异质的资本品构成的，表现为具有特定用途的实物形态，如果不能用于该特定用途，就百无一用；最后，一切经济活动是由不具备完整信息的企业家来完成的，而企业家是可能出错的。这三大因素凑在一起，就决定了市场过程的非均衡性质。
我们可以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及泡沫破灭过程略作解释。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美联储又长期维持低利率，向市场持续地注入了更多资金。新增资金并不是在同一时间一股脑儿地平均撒到市场上的，而是有些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会先得到这笔资金，有些人则后得到。这一次，得到这些廉价资金的是高科技产业（在中国，近些年最先得到新增信贷的则是房地产和公共部门），网络公司获得风险投资可谓易如反掌。这些行业利润率暴增，吸引大量企业家蜂拥而入，他们向很多在正常情况下也无法长期维持的项目（比如电信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
此时，均衡的生产结构已经受到扰乱。在一个给定的经济体系中，这一部分所占用的资源膨胀，其他部分资源就吃紧，无法消化那些繁荣部门的产出。其他部门为图生存，也要求银行增加信贷。这将推动银行提高利率，资金开始吃紧。那个畸形繁荣的部门的资金链突然断裂。企业家看清了现实，他们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撤回投入到繁荣行业的投资，从而导致这些行业衰退，并引发整个社会陷入衰退状态。由于资本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无法立刻转做他用。所以，调整不可能瞬间完成，必须耗费相当长时间，这段时间就是衰退期。
这样的分析使得哈耶克在1929年2月份，在人人都以为美国已经克服了商业周期进入永久繁荣——1999年前后也有人重复这样的预言——的时候，就预言：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而在衰退之后，哈耶克的建议是：政府什么也不用做，让市场自行恢复其均衡状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或许可以救一时之急，但却可能将市场自身的调整期拉长，因为企业家会得到错误的信号，他们将拒绝进行调整，衰退就会被拖延成为大萧条。日本长达10年的萧条，或许就证明了这一点。
价格、竞争与自发秩序
不过，在现代的政治框架下，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在面对萧条时无所作为。市场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往往是冲突的，这正是当代经济体制扭曲的根源所在。也许，正是这样的悖论，使得哈耶克更为纯粹的经济学推理，无法与凯恩斯的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特征的政策建议相抗衡。结果，哈耶克关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的研究成果，长期被人忽视。
如果从学者类型的角度看，哈耶克是伯林所说的“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或者是哈耶克自己所说的“困惑型”的天才人物。他毕生其实就围绕着一个大问题在进行研究。进入而立之年——差不多自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以后，表面上，哈耶克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研究，但事后看来，他以后的研究却不过是对早年研究的深化而已。哈耶克在晚年曾这样说过：
1936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的最重要的思想。
正是根据这一点，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断言：计划经济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号，无法了解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状态，因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
随后，哈耶克将价格视为一种知识，从而提出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知识理论。所有对于经济运转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和知识，都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这样的知识是不可能以集中的形态被呈报给中央计划当局的，因此，任何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其实都是随心所欲的。
而“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唯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通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自由竞争。在哈耶克看来，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如果你是个企业家，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生产技术成本最低，哪里有你所需要的资源，所有这些知识，都不是现成的，你必须自己去猜测、去寻找、去发现。有很多人同时跟你一起从事这样的探索，从而展开了一个竞争性的探索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资源才能转移到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那些获得了最丰厚利润的人，就是最有效地利用了资源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人。这可能形成所谓的“垄断”，但只要不是政府通过设置进入壁垒形成的，垄断实际上是竞争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垄断性利润本身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家积极地寻求打破该垄断的方法。
这样的市场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政府对于这一过程的干预，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创造一种普遍的制度框架，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制度框架，就是自由宪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治，代议制民主，等等。
哈耶克与凯恩斯：朋友与对手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国家干预论的急先锋，那么，哈耶克就是自由市场的守护神。他们两人的观点分别是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的经典表述。这种局面使一些人误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互不往来的死对头。事实并非如此，哈耶克本人曾专门澄清说：“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是我们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两位对20世纪影响最大——尽管是完全相反的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大家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哈耶克第一次遇到凯恩斯是在1928年，那是在伦敦经济周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有报道说，凯恩斯起初以他惯常的态度，试图以强势手段压服这个比他小16岁的年轻人。但是，哈耶克并不买账，立即站了起来，严肃地同他进行论战，并相当有力地为自己的论点做辩护。于是，凯恩斯很认真地看待哈耶克，并从此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了。
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友谊。在经济学上，两人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而在其他方面，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哈耶克的个人感受是，凯恩斯的举止有点盛气凌人，对年轻人的不同意见会武断地置之不理。不过，要是有人支持他，此后他便会永远尊重此人，即使他与这人意见相左。哈耶克1931年从维也纳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两人便一直有许多机会进行交谈或通信。
尽管个人关系尚算不错，但在公众心目中，哈耶克和凯恩斯则是论敌。1931年，哈耶克刚到伦敦，就跟凯恩斯交上了手。当时的凯恩斯是英国政府一位资深望重的文官，又写过几本非常严肃的经济学论著，所以在学术圈中也极具声望。而哈耶克也因为商业周期、资本理论的研究而在经济学界颇具声望。因此，两人的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哈耶克—凯恩斯论战也许可算20世纪货币理论中最重要的争论。
论战始于凯恩斯1926年的一篇论文“自由放任的终结”，该文试图在指导当时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揉进干预思想。然而，凯恩斯却被媒体吹捧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没有人认为他在鼓吹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
应罗宾斯之约，哈耶克为《经济学》杂志撰文评论凯恩斯的文章。哈耶克用了大量精力撰写分成两部分的评论，第一部分发表于该刊1931年8月号。他自己认为是公正而有效的批评。因为此前，他刚刚完成了对于当时美国几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就业与需求理论的批评，他相信，自己对于该问题有相当透彻的研究，并已经完全解决了该问题。凯恩斯的《货币论》则原封不动地照搬哈耶克认为已经被驳倒了的关于总需求与就业的关系的论断，好像他的批评就不存在似的。所以，哈耶克迅速完成了那篇对凯恩斯的评论，全面驳斥了凯恩斯的主要论点。哈耶克指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不明白利率和资本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善意地看待哈耶克的批评。对于第一篇，凯恩斯的回应是攻击哈耶克的《价格和生产》。然后，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到哈耶克的第二篇批评文章发表的时候，凯恩斯却说，他在这段时间已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他在那本书中所说的话了。大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凯恩斯那本后来广为人知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哈耶克没有起而进行驳斥。哈耶克担心，在自己完成分析之前，他会再次改变看法。不过，哈耶克后来说，他对此十分后悔。是的，如果我们设想哈耶克全面驳斥这本著作，那么，凯恩斯主义还会成为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济学圣经吗？这是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
其实，凯恩斯的善变是出了名的。据说，当丘吉尔在同美国商谈“二战”后世界金融体系时，他写了一封短简寄给凯恩斯称：“我正在接近您的观点。”凯恩斯的回函是：“获知此事非常遗憾，因为我已经在开始改变原来的观点了。”
哈耶克后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是被政治需要腐蚀了。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从长期看，我们都得死”，这就能很好地说明他如何受制于现时的政治需要。他不再去思考从长远地看何者是可取的。哈耶克的结论是，历史将证明，凯恩斯并不是能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思想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只是一种时尚而已。他总是在左右摇摆。哈耶克说：“他总是站在中线上，琢磨现在什么思想正在走俏。”
对于凯恩斯的经典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耶克也毫不客气地称为“一部应时之作”， 是为了应付当时的货币政策的需要而写的。哈耶克并没有直接批判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思想，而把自己的相当大精力投入于研究资本理论。哈耶克深信，反驳凯恩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的关键，隐藏在资本理论中。哈耶克就着手写作他的著作《资本纯理论》，最终却成了他的所有著作中最不为人知的。
哈耶克的这种学术取向与整个经济学界刚好相反。当时，整个学界倒向均衡分析、总量分析，而哈耶克参加的另一场大论战——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中，有些经济学家竟然运用均衡分析工具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令哈耶克察觉到他自己也多少具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缺陷，由此，他转向研究知识问题，走上了一条一般经济学家完全陌生的道路，最终形成了论证自由市场原则之正当性的全新观念体系。但在主流经济学和公众眼里，到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已经打败了哈耶克。哈耶克丧失了在学术圈和学生中的声望，凯恩斯的经济学如日中天，西方经济学进入了凯恩斯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此后尽管不再风光，但凯恩斯主义仍然风韵犹存。
经济思想史家说，当时的经济思潮向凯恩斯方向的转向，根本不是经济理论争辩的逻辑结论，而是世界基本局势变化的结果。早从19世纪末起，国家干预和政府统制及福利国家的政策就开始滋生，而日益左倾的知识分子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诠释，更令大众丧失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计划经济和德国国家统制经济建立初期所创造的令人目眩的成就，也对西方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干预巍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哈耶克同凯恩斯著名的辩论，其关键的分歧是：二人对于政府干预的态度不同。不管怎样，当年的凯恩斯自认为自己仍是个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为了维持这个传统，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些妥协，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即由政府提供每人最低限度的维持生计的费用，以使自由社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他主张政府干预的基本依据。哈耶克则说，凯恩斯没有意识到，他偏离自由主义的传统有多远。哈耶克拒绝对自由原则做出任何妥协，因为在他看来，一旦这种权宜之计为国家干预提供了依据并开创了先例，我们就无法划开国家干涉自由和提供福利二者间的界限，无法使国家“到此止步”。这就是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竭力论证的。
后来，哈耶克在进一步探寻凯恩斯及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的这几年之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与凯恩斯及主流经济学分析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任何理论细节上，而在于根本性的方法论分歧。哈耶克质疑“所谓的宏观分析是否正确”。哈耶克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通论》的主要意义是，它决定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理论暂时的衰落，在这一点上，没有哪本书可以同它媲美。这一点，凯恩斯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领袖人物萨缪尔森先生是完全同意的。萨缪尔森先生认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在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方法论分歧突出地表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种种宏观经济理论的区别。凯恩斯一开始主要思考的就是各种总量，比如大谈特谈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此后，他又越来越顽固地相信，由于这些平均数和不同的总量是可以统计的，故有理由认为它们至关重要。他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在可计算的总量，如总需求、投资或产出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稳定的函数关系，而且这些假定的“不变因素”，具有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确定的价值，这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测。哈耶克则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些“函数”会保持不变。哈耶克甚至认为，在凯恩斯之前很久，微观经济学就已经证明了它们不可能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数量甚至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相信总量之间的那种精确关系。
到了晚年写作《法、立法与自由》的时候，哈耶克更深刻地揭示了凯恩斯的谬误所在。哈耶克把凯恩斯放到他所批判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如果现有的规则不合乎“理性”，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放弃。哈耶克说，就当代的思想家而言，凯恩斯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状态做出最佳描述的一个代表。1938年，凯恩斯曾在一篇题为“我的早期信仰”的演说辞中这样评论35年以前亦即他20岁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状况：“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对遵守一般性规则负有个人义务。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每一个个别情势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它进行评判，并且认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这是我们当时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持有这种信念的方式是极为粗暴且极富侵略性的，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征。我们也完全不承认习惯性道德规范、惯例和传统智慧。这就是说，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道德论者……对于那些需要服从或遵守的道德义务和内在约束力，我们也一概不予承认。面对上帝，我们竟宣称我们是裁定自己事务的法官。”在哈耶克看来，一切计划经济、国家干预的教条，都源于这种理性的自负。
当然，作为严肃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分歧并不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势不两立。反而是在争论之后，战争爆发之时，两人的交往最为密切。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爆发时迁至剑桥，凯恩斯为哈耶克在剑桥找到了一套寓所。到了周末，当他回剑桥休息时，哈耶克同他见面的时间很多，两人从共同感兴趣的历史、珍本书籍、艺术等领域找到了许多乐趣。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两人也不乏共识。“二战”爆发，哈耶克与凯恩斯都立刻认识到，必须设法避免因战争的庞大支出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而他们提出的避免通货膨胀的方案基本相同，实行强迫性的，并在战后偿还的储蓄。他们两人还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击他人的批评。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是这样评论的：“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我发现，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我对此书的论点可谓全盘接受：不仅只是赞同，而且是深表赞同。”
从这一点看，凯恩斯本人似乎并不是个“凯恩斯主义者”了。
后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凯恩斯晚年已经又准备变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观念正在被用来摧毁他心目中的自由。1945年，哈耶克曾经跟凯恩斯一起参加一次会议，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距凯恩斯去世仅三周）。哈耶克问凯恩斯，他是否已经警觉到他的门徒们将如何对待他的思想。他说：“哦，他们都只是些笨蛋，这些思想在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会再次改变公众舆论的，就像这一次一样。”哈耶克评论说：“我敢肯定，如果他活到战后，他也一定会成为反对通货膨胀的斗士的。”
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曾把思想家、文学家区分为“狐狸”和“刺猬”，哈耶克本人也区分过两种不同的头脑，一种是“自己专业中的大师”，他们聪明过人，无所不知，一种是“困惑型”的思考者，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刻钻研，执拗地沿着自己的思路艰难前行。哈耶克本人说，他可不想和自称无所不知的“狐狸”、“大师”相提并论，他只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的刺猬”，拥有一个困惑的头脑，这颗头脑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捍卫自由市场制度？不管外界的政策、社会气氛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他都坚持自己的这一思考方向；而凯恩斯则是一只聪明绝顶的“狐狸”，对短期的社会经济需求极度敏感，从而成功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决策。
不幸的是，短期的政策却变成了长期的制度，它本身具有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特征。尽管凯恩斯本人晚年似乎不再想做凯恩斯主义者，但凯恩斯主义却成为一种教条，统治经济学界长达30年之久，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为政府干预张目的理论工具。哈耶克曾经大胆地预言过，一旦我们明白凯恩斯理论依据的方法论基础的缺陷，“凯恩斯主义革命”就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对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歪曲，曾经遮蔽了前人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见解，但在经历了一番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又找回了它们。
但是，我们找回了吗？
哈耶克的爱与痛
哈耶克要离婚了。而且，是因为他爱上了第三者。
这是个惊人的消息。大家非常惊讶。因为差不多整个伦敦、剑桥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一位道德感极端强烈、持身极为严正的奥地利贵族，姓名中“冯”就是贵族家族的标记，尽管他们家只是最低等的贵族。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也都知道，尽管哈耶克跟他的妻子赫拉的家庭生活算不上十分美满，但两人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刚刚度过艰难的“二战”岁月，又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儿女。
这是1948年的事情。战争快结束时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让哈耶克成为全英国、美国非常知名的学者，也因此，他的私人生活即将发生的变故，也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哈耶克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无法排遣开那段令人心痛的感情。已快50岁的他觉得，没有理由再欺骗、折磨自己了，该面对自己真实的感情了。
爱情轻易地飞走了
哈耶克不喜欢回忆，所以他连自传都不写，但对那段青春年华，无法不去回忆。那是个艰难岁月，不过，对年轻的哈耶克来说，也是个甜蜜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他虽然上过意大利战场，一块头皮甚至被弹片削去，又差点跟战斗机同归于尽，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回到了维也纳。
此时的维也纳饱受战争后遗症的折磨，物质生活贫瘠得可怕，但维也纳的精神生活是丰裕的。哈耶克进入了那所也许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大学——维也纳大学。此时，他19岁。对于一个聪明又用功的小伙子来说，学业是再轻松不过了。他学的是法律专业，但几乎没有好好正经听过一节课。他有的是时间按自己的计划疯狂地汲取自己想获得的任何知识，他甚至去上过医学院的解剖课，有一年假期，他还跑到瑞士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
大学时代的青春期，白天上课，晚上跳舞，尽管政府实行灯火管制。女孩子差不多都是教授们的家属，小伙子可以约她们出去散步，但必须都有女方的伙伴陪伴，毕竟那时离维多利亚时代还不远，维也纳尽管出了弗洛伊德，但性观念还是格外地保守。不过，哈耶克是个例外。他可以约一个姑娘出去散步，却不用跟着个尾巴，因为，这个姑娘是他的远房外甥女。她叫海伦娜，比他小两岁，两人青梅竹马。
春心萌动，友谊萌生出了爱情。就像普通的恋人一样，他们跳舞，散步，聊天。但让我们记住，那还是个很保守的年代。
一晃几年过去了。哈耶克在4年中已经拿下了法律和政治专业两个学士学位。他准备做一名经济学家，那最好是到美国去留一阵学，起码可以掌握好英文，经济学毕竟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1923年3月，哈耶克坐船去纽约。在那个繁华的城市，他是个穷学生，没有资格参加纽约人的社交活动。不过，好在他的学业大有长进。
但天各一方，他与海伦娜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在维也纳的时候，哈耶克始终没有大着胆子说出那句话：“咱们结婚吧。”在纽约待了1年多，回到维也纳，他发现，海伦娜已经有了新男朋友。后来，跟别人结婚了。
哈耶克无可奈何。他更多的只是责备自己。现在，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得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两年后，他结婚了。新婚妻子赫拉是财政部一位秘书。哈耶克开始承担起一个已婚男人的职责：养家糊口，同时，也寻找自己的事业。
靠着天才和机运，哈耶克的事业很快就成功了，32岁就成为赫赫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他的家庭生活跟普通人一样平淡。
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哈耶克的一位弟子曾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末他到哈耶克在伦敦的家里吃饭，那真是一桩让人尴尬的事。当时，哈耶克跟他的妻子互不搭理。坐在餐桌前，他们两人跟这个说完跟那个说，彼此却不说话。这位弟子相信，哈耶克这段时间之所以很高产，部分地就跟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关，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不过，哈耶克有一个秘密：赫拉的相貌依稀有点海伦娜的影子。往日的回忆也许能带来一丝苦涩的甜蜜。然而，可能正是这一决策，产生了哈耶克自己后来经常说的“非意图的后果”：他本来想用赫拉替代心中的海伦娜，但最终，却让他更加惦念海伦娜。
事实上，搬到伦敦后，哈耶克也经常回奥地利去开会、办事、看望家人，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一次。他刚买汽车那年，甚至自己驾车从伦敦开到维也纳。而且，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孤身一人回去，而每次，他最多的私人时间，都是跟海伦娜一起消磨。
与海伦娜相比，战争的危险甚至都不算什么了。1939年七八月份，战争随时会爆发——事实上，战争1个月后就爆发了——但他仍然决定回一趟奥地利。那时的奥地利早已经被纳粹控制了。哈耶克相信，他熟悉奥地利边境地区的山脉，即使战争爆发，自己也能偷跑出来。也许吧，毕竟，哈耶克最喜欢的运动是登山，这是他们家的传统，而他奉行这一传统至死不渝。
离婚战争
战争结束了。哈耶克格外地痛恨这场战争。它差点毁灭了西方文明，同时，它也让哈耶克有7年时间无法见到海伦娜。直到1946年，他才回维也纳见到被战争分开的老恋人。战争中，生命格外脆弱，但唯其如此，他们更坚定了走到一起的决心。
首先得离婚。赫拉拒绝了。这使得在英国完成离婚的法律程序几乎成为不可能。同时，他必须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好同时养活自己跟海伦娜将建立的新家及赫拉与两个孩子守在伦敦的家。伦敦的舆论也对他非常不利。
哈耶克决定去美国。他进入芝加哥大学，不是经济系，但社会思想委员会——林毓生就是在那里投奔他门下的——其实更适合他。同时，他特别安排在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顿的老家——待了半年。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但条件是必须在这里居住半年以上。1949年底，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悄悄询问是否可以到那里做客座教授。这时的哈耶克已经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他能屈尊到这个内地小大学，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哈耶克在这个学校待了半年，1950年7月13日，他终于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衡平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他很快回维也纳，与海伦娜结婚，并把她接到芝加哥。
他们的心终于落碇了。海伦娜不是个普通的主妇，在研究中对他有很多帮助。她将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译为德语。哈耶克说，他是她“思想上的伴侣”。他后来作学术旅行时也都带上海伦娜；以前，他可没带过赫拉——当然，也许那时的他还不够带家属旅行的资格。
凡是见过海伦娜的人，都用两个词来形容她：漂亮，优雅。他们有很多默契，甚至连音乐欣赏的爱好都比较接近。他们都喜欢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之间那一群古典音乐家。也许因为他们有正宗的奥地利风格，优雅，不乏感情，但知道节制；不像马勒、瓦格纳，有太多德国人的狂热。
不过，对哈耶克来说，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不意味着精神折磨的终结。伦敦的朋友们因此跟他闹翻了。他们普遍地同情赫拉。她是个贤妻良母，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他们觉得，哈耶克不应该如此绝情。
一点都不意外，态度最激烈的是老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他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年仅30岁就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正是他，慧眼识英雄，邀请跟他年纪相若的哈耶克到伦敦任教。他们两人合作无间，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伦敦学派，与凯恩斯所在的剑桥学派展开唇枪舌剑。两家的私人关系也极其密切。哪一家来了客人有好吃的，另一家的人可以不打招呼，进门就坐下大吃。哈耶克写作的时候，需要哪本参考书，他可以直接跑到不远处罗宾斯的书房，拿上就走。
但后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声望日隆，罗宾斯又开始逐渐地参与政治、经济决策，他早年在维也纳米塞斯的私人讨论班中接受的半吊子奥地利学派立场发生了动摇，逐渐转到当时越来越“正确的”经济学立场：凯恩斯主义。转变是彻底的，罗宾斯后来在自传中说，他宁愿他那本以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为基础撰写的《大萧条》一书被人忘记。
离婚事件使两人最终撕破了脸，罗宾斯甚至退出了哈耶克刚刚创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朝圣山学社，尽管可能跟理念不合也有关系。他们两人断绝了一切私人来往。罗宾斯在一封信中这样解释说：“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珍视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
在最好的朋友的心中死去，这当然是人生莫大的悲哀。尽管哈耶克早已加入英国籍，在感情上也完全成了英国人，但伦敦显然已经人事两非了。直到赫拉去世后，两个老朋友在自我隔绝10年后，才开始寻求和解。但伦敦学派却早早消亡，整个世界也快步跑进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密尔的爱情故事
有趣的是，就在发生婚变之际，哈耶克写作了一篇在他的学术历程中最为怪异的论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哈耶克是个公认的观念史研究高手，但他研究的通常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史，比如货币学说史啊、门格尔啊、苏格兰启蒙运动啊。只有这一篇研究密尔的论文，却不是研究这位杰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思想，而是他的私人生活。
老密尔望子成龙心切，从小就对密尔进行了“高度科学的”神童教育，结果，小密尔的知识和智力远远超出同龄人。然而，到21岁那年，这个知识世界突然崩溃了，他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心灵危机期”，以致对知识深恶痛绝。直到25岁那年，他认识了23岁的泰勒太太。他们的心灵一触即合。密尔在自己那本薄薄的传记中说，她不仅是位优雅的女士，也是一位聪慧的女性——注意，海伦娜也有同样对于知识人来说具有致命诱惑的品质——已嫁为人妇的泰勒太太成为密尔的红颜知己。她一直陪伴密尔，并跟他到处旅行。两人相恋20年、在泰勒先生去世后才结婚，此刻的密尔已45岁，并且早已经从东印度公司退休了。
那可是维多利亚时代，因此，那是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他们遭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也许是受了这种刺激，他们两人成为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泰勒太太写过一本《论妇女的选举权》，密尔则出版了《论女性的从属地位》。密尔指出，现实的婚姻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他的理想是，婚姻必须经由当事人自愿同意，在平等条约下订定共同的生活方式。女性也应该有一技之长与经济独立能力，这样才不会为了长期饭票而无奈地走进婚姻中。
同时，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段遭人非议的恋爱经历，恐怕也是密尔写作《论自由》时将舆论压制与政府的暴力压制相提并论的隐秘原因。在自由主义理论家中，对于道德舆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密尔：
“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持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
100年后的哈耶克，在学术转型——从经济学完全转向政治法律哲学——的重大关头，突然“偶然地”讲起这段爱情故事，而且据说“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成为研究两人生平的权威著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哈耶克也许是借密尔之薄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事实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哈耶克对于密尔的评价比较高，而在此之前、之后，他对密尔的理论都不是非常重视。也许，相似经历引起的同情之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学者知识上的取向。
不过，哈耶克对于密尔这种强调个性自由的理论的同情，是短暂的。也许是随着离婚的痛苦逐渐平息，在道德观上曾经有过一点点激进的哈耶克，又回归到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密尔的同情似乎渐渐稀释。
道德焦虑
但哈耶克是个自律极严的人，整个后半生，在享受婚姻的幸福之余，哈耶克始终无法完全躲避道德上的焦虑。
与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一样，哈耶克格外重视道德对于维系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再婚之后，他的这种认识愈为强烈。尤其是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凯恩斯的批评，绝不仅限于对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做出批评，还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上的谬误追溯到其错误的唯理主义的道德观念上。这种观念认为，只有人的理性自主地建构、选择，并能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道德规范，才是文明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而凡是不能得到理性证明的道德规范，比如宗教的戒律、传统的规范、习俗，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的、理性的解释，人们就可以随时抛弃。
哈耶克将凯恩斯视为这种错误观念的一个范本，凯恩斯1938年在《我的早期信仰》一文的一段话曾被哈耶克引用。在这段话中，凯恩斯回顾了自己20岁时的精神状态。当年的他混迹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文人圈中，那里弥漫着反叛的气氛，领袖人物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福斯特、林顿?斯特拉奇：
“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对遵守一般性规则负有个人义务。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每一个个别情势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它进行评判，并且认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这是我们当时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 我们持有这种信念的方式是极为粗暴且极富侵略性的。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征。我们也完全不承认习惯性道德规范、惯例和传统智慧。这就是说，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道德论者……对于那些需要服从或遵守的道德义务和内在约束力， 我们也一概不予承认。面对上帝，我们竟宣称我们是裁定自己事务的法官。”
在哈耶克看来，这种非理性的道德观念，其实正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的逻辑必然。这种观念得到了当时号称进步人士的著名唯理主义者罗素的支持，正说明了这一点。出身名门、在剑桥读书时的凯恩斯就已经鄙弃宗教和传统道德。他认为，赫胥黎的思想已经粉碎了基督教，基督教不仅使人们变得无知与迂腐，而且教徒也只是显示了顽固的傲慢。在剑桥，他积极参与学生地下组织，信奉托马斯?莫尔关于革新社会伦理的主张，提倡推翻当时的旧道德体系。莫尔“提倡一种道德的自我陶醉，认为道德是精神状态的问题，不是行动问题；亲密的个人关系和对美的期待是唯一高尚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生活是与你的朋友关系亲昵的生活（凯恩斯是个活跃的同性恋者），追求真理和美，没有任何外界义务，不受一般人的抱负和价值观的影响，后者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是丑恶的，令人厌嫌的。”
布卢姆茨伯里群体成员间的性关系相当随便，其中更不乏同性恋者，凯恩斯与多名男性朋友有性关系，其中一名男恋人是英国画家邓肯?格兰特。事实上，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应召担当重任，他就将始终不过是个反叛的文人而已，而不会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同性恋有什么不道德之处。他曾说过，“成人之间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在致力于实现强制最小化的国家可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之中”。 他确实反对政府干预这种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就不能对其做出不利的评价。尤其是当他感到凯恩斯及布卢姆茨伯里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予以蔑视和攻击的时候，哈耶克觉得自己有责任起而反驳他们，捍卫道德与传统。
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它妨碍了我的个人选择，我打破它得了”。哈耶克当然认为这是荒谬的想法。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理主义的思想观念侵蚀着西方文明——也即自由文明——的根基，因为，离开道德规范，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不复存在，又何来自由？
然而，理论上的论证是一回事，但理智未必能够决定感情。他为了自己的幸福，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费尽心机离婚。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伦敦同事们的道德舆论压力。以哈耶克自己的理论来推论，这种舆论谴责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正是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力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就承认，自己的做法从道德角度看是“不对的”、“错误的”。1978年他接受别人访谈时谈到了这一点：
“……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25年，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当接下来问到他是否会离婚并且再结婚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情，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
哈耶克经常说，生命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不能用物理学的线性方法去研究。他因爱而痛苦，又因幸福而焦虑。当作为一种本能的对于幸福——包括爱情——的渴望，与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的对于家庭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是一位对理性有最透彻研究的伟大学者，也可能做出连他自己都觉得“错误”的抉择。这倒是又出人意料地证明了哈耶克的根本论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人的理性在最简单的私人事务中尚不能决定情感，那么，在复杂的公共事务中，完全依靠理性，只能导致灾难。
当然，哈耶克告诉我们，在理性不及的地方，道德、传统将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如果到了道德、传统也失灵的时候，就像密尔、凯恩斯及哈耶克本人面对异乎寻常的爱的时候那样，还有什么可以规范人们的选择？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及当代中国，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由本能领航的水域。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