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熊彼特在米兰
熊彼特注重区分经济发展理论与充分协调经济理论。内生发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相比而言，尽管钦佩瓦尔拉斯(Walras）对这一结果的分析，但熊彼特却不相信人类自身(human agency)能够充分地协调经济。虽然经济可以表示为一个一般均衡体系，等价于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最优者的体系，但是熊彼特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条件下……因为面临的问题是使自己适应条件，且只是服从经济系统的客观需要，并不是期望改变它，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只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行为方式可采用”(Schumpeter，1934，p40)。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在结果和方法上确实是有效率的，但是却不能通过理性的选择来实现，只不过是“推动人们去理解客观事物的逻辑”(Schumpeter，1934，p80)。经济学家们没能提供任何符合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原理的均衡解释，这一点巩固了熊彼特的地位。由于熊彼特在稳定环境中依赖于隐性选择(implicil selection)过程来实现协调，因此我们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演化经济学家，但要将他的思想与生物进化观念加以区分，因为他本人也确实希望如此。
人们一遇到最优行为要求改变惯例(routine)时，理性的不真实性就被揭露出来：“新方法的选择不单纯是理性经济行为的一个要素，而是一个独特的过程，它需要特殊的解释”(Schumpeter，1934，p80，脚注2)。熊彼特给出的特殊解释要求创造“新的组合”(new combination)，这种“新的组合”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或基于经验的惯例的应用来得到(为什么惯例的应用是有限的，这将在第4部分给予解释)。它同样需要一种动机(motivation)，这是无法被轻易纳入传统偏好函数或现代激励分析的。实际上，动机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心理基础，它支持着能力、信心与决定以实现主要的改变。想象力、技能和动机的这种组合定义了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
我认为，在米兰召开的熊彼特会议(Schumpeter Conference)对于探究企业家精神的心理基础是理想的契机。因为1861年在这里，卡罗·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出版了他的论文“Del pensiero come principio d’e economia pu-blica”，近期已被翻译为英文出版，题目是《智力作为公共经济的一项原则》(Intelligence as a Principle of Public Economy，Cattaneo，2001）。卡塔内奥将经济学的发展追溯至对土地、劳动、资本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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