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政府再分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消费都将等于WL。生产率较高的人能获得更多的消费、更高的效用和更低的边际效用。然后，模型引入政府的角色，作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以最大化全社会的总效用为目标（有时候一般社会福利函数与个人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联系）。社会计划者希望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高、边际效用较低的人那里，转移给生产率较低、边际效用较高的人。然而这种再分配不容易实现，因为政府难以观察到生产率w的水平，政府能看到的只是收入水平WL，即生产率与劳动量的乘积。如果政府的再分配幅度太大，生产率较高的人就会偷懒，表现成生产率较低的人。于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放弃最优的平均主义结局，选择次优的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与奥肯提出的带着漏桶的政府一样，莫里斯的社会计划者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容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继续存在。
如果采用这种理论框架，有关再分配的讨论就会转向核心参数的问题。尤其是最优的再分配幅度取决于劳动对激励的响应弹性，假如劳动供给完全缺乏弹性，再分配的桶就没有渗漏，社会计划者可以达到完全平均的结果。假如弹性较小，社会计划者也可以接近实现目标。但假如劳动对激励的反应很灵敏，再分配之桶就会变成筛子，社会计划者应该尽量减少再分配。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有关最优再分配程度的讨论主要围绕劳动供给的弹性来展开。
但即使人们愿意接受这个理论框架的功利主义假设，也有充分理由怀疑能否从中得出具体的量化结果。研究者们采用莫里斯模型的时候，他们通常如莫里斯本人那样假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偏好，彼此之间只是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对于一个解释性的理论而言，该假设有用，但不符合实际。人们的收入存在差距，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对消费、闲暇和工作的感受各不相同。可是承认偏好的差异，又会削弱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LockwoodandWeinzierl，2012）。例如许多经济学教授本来可以选择收入更高的职业，如企业经济师、软件工程师甚至商业律师等。他们愿意享受教授职业带来的人身和思想自由，而放弃部分现金收入，这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出于生产率方面的考虑。有人选择其他职业则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收人中能得到更多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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