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伟，1975年12月出生，河南泌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至今；200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2009年受邀为香港浸会大学“田家炳访问学人”。2009—2012年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2013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西北区域史研究。主持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知识与秩序：甘肃循化厅藏区权力机制研究（1709—1911）”等，专著2部，在《史学月刊》、《甘肃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自强求富的双重变奏中，西北开发思想潺潺而起，延绵不绝。至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想汇聚如潮，悄然形成对传统的超越，迈向现代性的转型。它勾勒了和谐生态农业经济的前景，提出了走工业化的新路，也描绘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蓝图。它是近代时期西北开发探索的高峰，也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草创时期重要思索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存在战时性、暂时性与无法落实性等先天性缺陷，但其中闪烁的真知灼见仍是今天难得的宝贵思想财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西北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度扮演着核心区域的角色。那时，西北地区的生态就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一样，空气湿润，植被繁茂，湖泊遍布。在黄河中上游，“由六盘山以东，直抵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谷，其间千数百里，都曾经被称为沃野，农牧兼宜……黄土高原上罗列的群山。那时，这些山上都是郁郁葱葱，到处森林被覆。而山上的林区还往往延伸到山下的平川原野。这些茂密的森林间夹杂着农田和草原，到处呈现一片绿色，覆盖着广大的黄土高原”。①据朱士光研究：“目前黄土高原大体可以六盘山为界，其东是暖温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区，其西为温带半干旱或干旱气候区。推之仰韶至殷墟时代，当分别是亚热带与暖温带之气候。与之相适应，当时的植被分布状况也是大体以六盘山为界，以东为亚热带森林区。据古文献资料，下至西周时，尚有竹、漆、棕、柟等亚热带甚至热带树种生长于关中与渭北高原、陕北佳芦河沿岸丘陵山地、中条山与稷山、崤山、六盘山等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以西为暖温带草原区。”②优越的自然条件首先使西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绽放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花。我们今天自认为是中华民族，有时候又说成是华夏民族。就华夏民族这个称谓而言，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则是华夏族形成的关键和源头。而三皇五帝中几位最重要者（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禹）都出生和活动于今天的西北地区。三皇五帝之后，在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的早期文明阶段，几个重要的王朝也大多以西部为发源之地。
　　西北地区不仅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构成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而且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重要的农作物发源地和早期手工业制造地。在远古时期，西北众多的河谷地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人类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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