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民政（1962～），陕西彬县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大校军衔。军队院校“2110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军事政治学研究》主编，总政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军事政治学。在《政治学研究》《浙江学刊》《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30余篇，《新华文摘》转载4篇。出版著作（含合著、主编）25部，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政府与政治》《台湾政治纵览》《从柏拉图到约翰·密尔》《政治科学与艺术》《政治家与政治家艺术》《走近政治家》《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评介》《政治学导论》《基础政治学》《市政学》《大国之路》《大党与大国研究》《军事政治学导论》《西方军事政治学评论——美国经典文武关系思想》《中国军事政治学理论——共产党人的军政关系思想》《军事与政治要论——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学经典论述与基本观点》《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等。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和银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技术岗位一类津贴。

　　《军事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总第1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创办，秉承学术本位原则，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展示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学术研究信息，汇聚学术研究力量，以推动军事政治这的不断发展为使命。全书分为特稿、专论、短论、综述、动态、书评、专访、资讯等板块，内容涉及党政关系、军事历史、外军动态及军事政治学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动向等。

　　（四）在具体实践中有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
　　1929年底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对忽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作了剖析和批判。会议形成的决议案指出，单纯的军事观点承认军事政治二者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进一步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的危险。①理论上的清理与批判只是为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的深入提供了一个认识上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但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轻视或忽略政治工作的倾向一直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在古田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红四军政治部只是做了一些横向的动手工作，对士兵的工作可以说是没有，政治部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忽略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指挥全军或全纵队的政治工作。②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过去不少红军对于政治委员的职权还不甚予以尊重，甚至还有因袭国民党的残余习惯，视政治委员为无足轻重的，这是最不应容许的事”。③
　　在一些地方武装中，轻视政治工作的问题更为严重。1930年12月，鄂豫边特委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政治委员很少能担负政治工作的，因为一般同志在军队工作太久，专门注意军事行动，对政治认识都很薄弱，所以一军行动完全没有一贯的政治路线，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也没有具体的计划，都是零碎的应付，没有头绪。政治委员的工作，只有经常帮助军事长官，计划并指挥军事，形成了军事指挥官佐的样子。军事的权力超过了政治委员，士兵多半相信军事长官，对政治委员看得很模糊”。④在闽粤赣苏区，“红军内完全不注意政治军事训练，结果发生红军‘不光荣’的逃跑现象”。⑤在赣东北，“造成红军铁军”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执行。红十军时常为筹款而忙碌，军中政治工作非常软弱，政治部对于工农群众的政治工作，在客观上完全是怠工的态度。⑥在闽浙赣省，红军对政治工作，并没有进一步的注意，一般的工作还是难以深入下层，没有加紧一般的政治文化教育。①湘鄂西的红三军“还缺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团结与教育，甚至反对政治工作和忽视政治工作，不去健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相反的还流行一种旧式的带兵方法”。②
　　上述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不重视之倾向，无疑会在无形中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对军队的领导与控制，成为造成前述党军关系多重实践的原因之一。正如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委员制度和工作还没有完全达到必须的程度，使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影响还非常薄弱，阻碍了肃清红军制度的残余与游击主义倾向，政治委员大部分代替了参谋长的工作，因为许多政治委员不能履行政治工作条例中所规定的工作，反而把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和威信减低了”。③
　　（五）地方主义观念滋长
　　革命根据地之间交通不便，通信技术落后，党组织之间联系所需时间较长，加之各地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党内地方观念比较浓厚，在党对武装力量实施多方面控制的情况下，地方观念不可避免地带到武装力量内部。还有，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地方武装区域性强，党员和兵员多来自地方观念浓厚的农民，使武装力量内部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地方观念。
　　1930年6月，鄂西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游击队中“党的组织薄弱，党员的成份不好，地方观念很浓厚”。④同年11月，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训练处政治训练大纲指出，十二军中存在严重的地方观念，表现为：①本地人说外江人闲话；②外江人厌恶本地人；③外江人请假回江西；④本地人怕红军开去江西；⑤到永定，龙岩人要逃跑；到长汀，永定、龙岩、上杭人要跑。⑤要“使豆腐军的十二军变成铁军”，必须进行政治训练，克服上述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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