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识字是重要环节，是读写计算的基础。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崔学古在《幼训·识字》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古人指出了识字教学的重要性。而教材是识字教育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自隋唐以来集中识字的教材主要是家喻户晓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另一类是流传于民间的非正规识字教材——杂字。
本书研究重点不是为儒家精英教育作准备并在传统蒙学中占主角地位的“三百千”，而注重流传在民间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杂字教材。这类教材注重日常应用，其用意在于“即物以辩其言，审音以知其字”，为日后写信记账及掌握百工技艺服务，但因杂字较少灌输儒家伦理道德且内容浅显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鄙视，元代统治者甚至还明令禁止乡塾使用杂字进行教学《大元通制条格》卷五：“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各路府州司县在城关厢已设长学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今后止许遵守已降条画，训以圣经，教其句读音义。学师比及受请以来，宜于州县学官处预将各经校正点读句读音义归一，不致讹舛，如此庶免传习之误。已明经史，不拘此例。仍令府州司县提点农事去时，亦宜学师处以理奖劝。大司准拟。”。“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古代中国所有读书人追求的理想，科举将这种学优则仕的理论制度化，发展到明清时期，读书人对科举的迷恋达到了狂热程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试题，重人文政务而轻生产技艺，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农、工、商子弟入学者增加的实际需要，农工商各业知识和技能逐渐充实进蒙学教材，各种杂字类教材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中国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那么明清时期杂字为何会在民间流行？它们与儒家经典有何不同？作为沉默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教育状况如何？杂字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何关系？民国设立新学堂之后杂字的命运又是如何？新中国成立后杂字又何去何从？总之，本书力图通过透析明清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来探讨田夫牧子、贩夫走卒的识字教材——杂字，并为保护这民间文化遗产尽上微薄之力。
第一节研究缘起
一、选题缘由
1杂字——与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教材
“我们的教育研究该如何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或者说，教育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教育本身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教育与日常实践的探讨。本研究以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流传在民间的实用教材——杂字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状况。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教育一般是贵族的特权，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后，儒家经典更成为士大夫读书做官的法定教科书。这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的精英教育重人文政务而轻生产技艺。后来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读书的需要与可能，教材与教法相应，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迎合百姓需求的识字教材统称为杂字。那么农工商等田夫牧子、贩夫走卒，他们使用的这类杂字教材与儒家经典有何不同？这类杂字教材为何在明清时期盛行？这种教育与百姓日常生活有怎样的互动关系？本书主要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明清社会发展变迁中底层百姓的教育状况，分析探讨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民间识字教材——杂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以期为当今中国的扫盲教育、农村教育、成人教育及教材改革提供借鉴作用。
2杂字——被误解并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遗产
杂字是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教材，起源较早，远在汉魏时代已有以杂字命名的字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学者给杂字以确切的定义。“杂字”一词，我国《辞海》无条释，而“杂”字据1999年版《辞海》解释共有6条，其中第2条和第3条分别解释为混合、掺杂和聚集的意义。日本《大汉和辞典》收有“杂字”这一词条，将“杂字”解释为“把各种事物名称汇聚在一起的文字”。从笔者掌握的多份杂字教材来看，杂字多为列举日常所见事物名称及传授农工商等经验知识，有的分类编排，有的合辙押韵，有的图文对照，因此它兼有混合、掺杂和聚集的意思。但杂字以底层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语言通俗内容浅显，较少儒家道德灌输，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偏见，元代甚至禁止使用杂字教学，更使杂字名不经传。
因此，虽然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但由于官方编辑出版的书志、书目绝少著录，加上杂字编者又不著姓名和撰写年代，许多珍贵的杂字书在长期流传中已散失，给今天的搜集整理带来巨大困难。笔者除在上海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等古籍部复印到少量资料外，还披沙拣金从浩如烟海的蒙学教材中辑录到几份杂字。此外，为获取更多的原始资料，笔者冒着严寒酷暑几度奔波于上海、苏州、山东、北京、广东等地，在当地古旧市场排沙简金，并据蛛丝马迹的记载走访相关人员，多次历经波折无功而返，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众多师友尤其是北师大徐勇老师及中央教科所离休干部张田若老师的无私帮助和笔者的不懈努力下，现已获得相当数量的原始资料。尽管许多杂字都藏匿在沾满灰尘的故纸堆中，翻捡出时都已虫迹斑然甚至破烂不堪，但都无损于其在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甚为痛惜的是，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科学的进步，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化遭遇严重的挑战，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杂字教材也未能幸免。笔者费劲艰辛力图收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各类杂字教材，甘为保护这具有历史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民间文化遗产添砖加瓦。
二、研究意义
1历史意义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人类冥冥之中往往有寻根的愿望，回顾以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对于教育而言，更是如此，“我们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只有经历一个自觉的批判、深刻的反思，认真而审慎地选择和接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才能变得更为成熟，更加完善，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里，明清史研究是百花园中最瑰丽的一枝奇葩，近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相关的著作及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纵观民国初年至今的各种明清史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明清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而较少涉及明清的教育与文化。即使是关于教育的著作或论文，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聚焦于官方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相对忽视教育产生的基础，对普通民众教育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丁钢教授此前更是指出：“对于教育研究来说，我们不仅应看到上层、官办的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必须注意到下层民间的教育对于文化传递与变迁的实际作用。”“如果我们想仅从学校教育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何以旧的文化思想会那样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及精神观念”。顾明远教授也曾指出：“研究一种教育，必须研究产生它的文化基础……只有研究影响某种教育的文化因素，才能理解某种教育的本质。”这就为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然而遗憾的是，从当今教育的研究来看，关注较多的是汉民族、发达地区、城市的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村的教育研究较少；而对传统教育的研究偏重汉民族统治阶级的教育，民间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的教育研究很不充分”。
无疑，官方教育是培养精英人才的摇篮，那些通过科举金榜题名的天之骄子确实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然而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是如何接受教育的？他们所用的识字教材与官府承认的识字教材有何不同？这些教材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上，流行于民间的非官方编集的世俗教材历来被忽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要归于封建正统意识的偏见。然而现在人们开始抛弃偏见，他们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同时也逐渐认识到流传在下层劳动群众之间的作品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性，甚至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时是某些正统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其蕴含的社会意义更能发人深思。
周谷城先生1985年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作序时说，“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今存《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也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
那么在明清这个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特殊时期，这些大多由市井中人、乡村塾师编写的民间教材为什么会流行？普通民众对教育的要求是否跟社会变迁有关？这些民间杂字教材具有什么特点？它们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截止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尚未见到系统论述民间杂字教材的论著，而正是这些名不经传为统治者所鄙视的民间教材，反映的却是时代发展与教育变化。“关于下层民间的社会性文化教育，也应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初，英国教育家萨德勒就曾认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对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决定教育的各种因素。美国的JeromeBruner教授也明确指出：教育并不只是传统学校里的那些玩意而已了，譬如课程、标准或测验之属。我们在学校里所应该做的究竟是什么，只当放在更广大的脉络中，来思考社会对于年轻人所挹注的教育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我们才能据以理解。因此上述问题都亟待我们做出理论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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