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是测量和实施合同的成本。在经济学中，测量的是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或者代理人的行为；实施包括与实现交易条款相关的成本。测量包括物品和服务的物理和产权维度，以及代理人的行为特征。虽然测量通常会很昂贵，但是物理维度有客观的特征（尺寸、重量和颜色等），产权维度则是以法律条款来界定的。在减少实施成本上，竞争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司法系统提供了强制执行机制。虽然如此，整个历史上以及当前世界中的经济市场常常是很不完全的，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困扰，制度所产生的激励与经济效率背道而驰。的确，创造有效的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创造出能够在经济市场中提供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原因很简单，测量政治市场上交易的是什么以及合同的实施是非常困难的。交易的是投票的承诺。承诺可以观测的维度是选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在民主制中）、代表之间、代表与执行者等之间的协定。这些协定产生了被认为代表委托人利益的制定法、管制和行政命令等。怎样测量承诺是否与后来的法令一致呢？在前述立法机关的制度结构内可以相对清晰地界定这种一致性。但是，就像在选民和议员、议员和执行政策的代理人之间一样，测量和实施非常困难。在经济市场中起到有力作用的竞争，在这里远远没有那么有效。选民的武器是定期选举，它能使代表负起责任，激励反对党的候选人去揭露对手的缺陷。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是在精心设计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下，竞争也只是一个很笨拙的工具。
我们从选民与议员的关系开始来为政治市场建构模型。对于各种各样简单的、容易衡量的、对选民的福利非常重要的政策，新政治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转移支付非常符合这个标准。它们要求简单的信息，其特点是测量成本很低。但是，除了这些简单的标准，起作用的就是意识形态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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