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对西欧政治思想传统继承和反思的基础上，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研究过俄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可能性问题，但是，毕竟俄国问题的研究只处于修辞学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结论不是以资本主义极不发达，封建关系极为牢固的社会为原型的，因此，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成为一个被悬搁的问题。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的现实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并没有完成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任务，也没有完成“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任务。包括新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策略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试验性的摸索。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也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了斯大林模式，总体上来讲是为了克服生存论焦虑问题所作的制度安排，这种模式追求国家的“有效性”而不是“正义性”。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追求“有效性”必然导致单一政治力量的极度张扬，反思力量的空间被压缩到最低程度乃至被剪除。其制度化的表现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或一个人的绝对支配、对民主和法治的功能化利用乃至完全抛弃。这种现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本章论证所要表明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命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同时也表明，这一命题本身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阐明。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为什么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但一直没有解决好，有时甚至在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超越与回归相交替的现象？这一现象可能无法单纯从认识角度予以澄清，也说明苏联模式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所难以克服的普遍性深层次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解决好苏联模式对我国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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