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商人的转变与绅商阶层的形成<br> 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里，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官僚士子位居统治地位，商人被排挤到不被重视的角落，被视为“贱商”，社会地位极低。甲午战争后，伴随着列强人侵的加深，商品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重商主义”政策的倡行，传统商人开始向近代嬗变，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并出现商和绅的合流，在社会上发展成为近代城市中的一支中坚力量——绅商。绅商不仅是沟通官商的桥梁，介入到地方事务的管理，并且成为清末收回利权、地方自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同时，新兴绅商阶层凭借商业经济实力，投资于新式工业、商业领域，进而转型为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不少绅商以个体和群体形式创办新式学校，促进近代教育的发展；此外，他们在特殊时期（如灾荒、战乱时）还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等。<br> 商人捐纳官衔在19世纪早期的东南沿海地区已颇为风行，但风俗保守的天津出现得较晚。在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之时，清政府不得不倚重没有功名但拥有财力的盐商，使之联合津埠商家建立铺勇，招募无业者编成状勇，邀集绅耆组织练勇，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地方利益。19世纪70年代，力主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从南方约请了一些官员和商人到天津拓展洋务事业，从而为南方的绅商、买办势力向北延展创造了机遇。但是，这时期天津的商人和南方的商人，不论是身份还是行为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天津籍商人多活动在老城区，行为方式多拘泥于传统，而南方来的商人已经在买办、绅商等角色之间游刃有余。<br> 以1900年的庚子事变为契机，天津商人阶层和商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不少有实力的商人不再固守传统行业，开始投资于新式商业和企业，如肥皂、卷烟、化工等工业以及自来水、电力、银行、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并且在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行股份有限公司、查账、利润分配等形式。20世纪20年代，天津出现了比较著名的股份有限公司，如有从事外贸的隆记商业有限公司、兴华棉业有限公司、荣业地产公司、鸿美建筑公司等。此外，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店组织形式也改为无限公司或有限公司，使经营权与所属权发生分离，以增强其经济势力和抗风险的能力。随着商人实力的壮大，绅与商的相互渗透、合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绅商阶层。①买办的出现，近代商人的转型，以及绅商阶层的形成，他们在近代天津社会的经济发展、城市治理、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发挥着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br> （三）移民的不断涌入与贫民阶层的形成<br> 城市人口增加的途径一般有三种：一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即人口的出生数与死亡数抵消的结果；二是市区面积扩大，即市区扩大后将原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三是移民所致，即迁入城市的人口多于迁出人口。研究近代天津人口问题的学者已经证明，近代天津人口的增长，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来，主要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政区扩大的结果，而是由人口的不断迁入所致。②这一点，天津与上海颇为相同。近代以后，天津周围地区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天津聚集，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广大乡村衰败，城市畸形繁荣，城乡背离化发展推助的结构性原因；也有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及社会保障残缺的制度性原因。同时，天津形式多样的社会救助，便捷的城市交通，为众多贫困人口向天津聚集提供了条件之便。③但是，这时期移入天津的人口与传统时期最大的不同是，这时期不仅聚集了商人、绅士、手工业者和达官贵人等，更多的还有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破产的农民以及各处的难民、灾民等。<br> 移民不断涌入城市后，他们首先要在城市中寻找生计，谋求活命，但是当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有限，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根本不能满足大量新移民的需要，众多的人口只能在城市中从事一些低贱的行业，如人力车夫、脚行苦力、粪夫、清洁工、佣工、理发匠、戏子等，有的甚至沦为无业游民、娼妓和乞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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