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儒边沁之论政治也，谓当以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此论近世之言政学者多宗之。夫立法，则政治之本原也。故国民之能得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皆不可不于立法决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理势所不能免者也。然而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吏之与民亦然，少数之与多数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论，善恶也。一人之自利固私，众人之自利亦何尝非私，然而善恶判焉者，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则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俄国旧例如此），此不问而知为贵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许自由，祭司别有权利，此不问而知为教会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固无待言。虽然，亦不过立法者之自顾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称文明之法，如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等，亦何尝非由立法人自顾其利益而来。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渊者，以前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反，而后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国，皆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
然则虽以一二人操立法权，亦岂必无贤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国民之公益者？日：斯固然也。然论事者语其常，不语其变。恃此千载一遇之贤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且《记》不云乎：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即使有贤君哲相以代民为谋，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谋之尤周密而详善，有断然也。且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幸福，即国家之幸福也。国多贫民，必为贫国；国多富民，必为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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