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倡导私学。顺帝时期,在元廷的倡导下,各类私学(包括家学、私塾、义塾及私办书院)蔚为壮观。这一点,我们从元代后期士人讲学之风的兴起可以窥知大概。此详见下文,兹不赘。
总之,顺帝时期,学校、书院都有较大发展,这一局面的出现,既是长期以来汉化政策惯性驱动的结果,也与顺帝朝的治国理念休戚相关。自至正之初始,以顺帝、脱脱为代表的革新集团,一反伯颜弊政,坚持“以文治国”的基本方针,将政教相济的治国理念贯穿于文教政策之中,认为兴举学校不仅是宣扬教化、化民成俗的主要途径,还是造育人才、传衍文化的重要阵地,更是推助政教,从思想上控制、笼络文生儒士的重要手段。故顺帝朝虽然政治态势复杂多故,但文教事业仍发展不辍,士人阶层仍能坚守文化阵地,躬行教授,潜心问学,展现了末世背景下文化却渐趋繁荣的异样图景。同时,伴随着学校的兴修,广大士人客观上有了更多参与教育,参加科举,进而人仕为宦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顺帝时期兴举学校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但影响所及,无疑加强了广大士人与元政权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将士人与国家事务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致太平”②的政治目标。可以说,在元代后期这个极具特质的历史时期,兴举学校不仅是一种文化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策略,用时人的话说就是:“古之人以政弼教,教与政不相违。今天子始以六事责郡县,以兴举学校为之先务,虑至审也。政教同心相济,教者道之,政者齐之,教者培之,政者翼之。”③实为确论。
3.选拔贤才,崇儒优士。至正四年(1344年)之前,顺帝以脱脱为相,废除弊政,加强文治,调整与汉族士人的关系,缓和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脱脱罢相后,顺帝亲政,励精图治,在完善法制、整肃吏治、选拔人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其间,顺帝虽然对法制和吏治的改革收效甚微,但在选拔贤才、崇儒优土方面,却建树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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