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20岁（1878年）时因偶然机会游香港，得见“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2〕，这是他最早对西方文明的直觉感受，留有良好印象。在此之前（17岁），他读过魏源、徐继畲的著作，知道中国以外尚有西方列国，但没有深入的领悟。
此后康有为搜读可得西书，他自己提及的有林乐知所编《西国近事汇编》、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傅兰雅的《佐治刍言》等书。苏俄学者齐赫文斯基（ScrgeiL．Tikhvinsky）说康有为颇受《佐治刍言》的影响。萧公权同意其说，认为康有为的西方知识得自《佐》书不少，甚至于说康氏《大同书》中的“公议院”一词即可能得自《佐》书（3）。传教士中除了林乐知、傅兰雅之外，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小。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举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康有为〕几尽归纳为结晶，若特异之小指南针焉。”（4）
康有为在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大谈清廷改革之道，其中关于召开议院者，有第一、第二、第四各次，如果加上他为内阁学士濶普通武所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共四次之多。此四次上书，先是说开国会于皇家有利：“皇帝高坐法官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继则说：有国会则“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第三次仍采前人说法，谓国会“以通下情”于政治发展为大利。为潤普通武所草的奏折，则从三世之义去说理，谓“春秋大义，扰乱之后，进以升平”，中国当“上师尧舜三代，外釆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可见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劝促皇帝召开国会之意，既明显而又积极。
但康自第五书起即不再提国会之当否召开，急转大谈开制度局。制度局是一个决策机构，只要“妙选天下通才二十人，以王大臣任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新制新政，斟酌其宜，……考覆至当，然后施行”。制度局之下有十二局，为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显然康已将制度局取代原先所拟的国会，十二局为执行机构。他似乎已感到开国会缓不济急，只有制度局可以立竿见影，依靠皇权来改造中国。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此应有两个答案：第一，立开国会与康之三世之义说相矛盾；第二，康有为是个寡头主义者。康有为在儒家思想中建立了一套“三世之义”的理论，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无君，无法律，无礼仪；进入升平世之后，订法律，严礼仪，是小康的局面；太平世则为大同世，《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是写照。康有为说大同世为“公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公政府只有议员而无行政官，甚至于无议长，诸事从多数决。他指的就是议会政治的理想，此一观念在阅读西洋典籍时得到，加以诠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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