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政治与经济体制变革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开始走向深水区。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变革都不可能是帕累托式改进，会有得利者，也会有失利者，得利与失利的斡旋与博弈，往往滋生种种矛盾与冲突。而且，中国公众越来越趋向理性，渴望自由与民主的伸张。同时，游离于人力之外的自然灾害，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不期而至。
多种因素交织，致使突发事件以空前迅猛的姿态向社会渗透，考验着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以及医院、学校等部门——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力。
新现实主义政治学认为，“政绩”固然令人期待，但因天生的“个人属性”，就价值而言，它总是居于“安全”的次位。突发事件的处理，与我多年来不遗余力宣讲的危机管理中的“100-1=0”，有相通之处。有一种减法，100减1等于0。看似荒谬，实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只小小的蝴蝶能够引发大洋彼岸的风暴，一根细细的手指能够推倒一大片多米诺骨牌，一颗小小的石子可以激起无数涟漪……即使99件事都做对了，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但有一件事情做错了，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不但自己丢了乌纱帽，让政府蒙羞，还会损害公众利益。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政府以及事业部门等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必修课。
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后续危机。导致后续危机的诱因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这就需要专业人员从种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信息中筛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合理有效的应急管理。处理应急事件应该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协调和引导。
中国政府在救人过程中很注重方法和技巧。地震造成大量的路基塌陷和房屋倒塌，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器材，抢救很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弄巧成拙。为了抓紧每一秒挽救生命，相关政府部门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消防特勤，他们不但有丰富的抢险经验，也有专业的破拆工具。无齿锯、机动链锯、手动破拆工具、救援三角架等专业救援工具以及月球照明灯等源源不断输向灾区。专业的救人策略，提高了救人的效率，最大程度保护了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
3.领导者打出“情感牌”
突发事件尤其是破坏性很大的自然灾害事件，往往把公众拖入恐惧和慌乱的泥沼，很容易导致绝望、无助等情绪的蔓延。政府作为应急管理者的及时出现，以及在救灾现场所表达的情感与信心，能够改变公众的负面情绪。汶川大地震中，温家宝总理以特殊形式表现出的痛心、鼓励与坚定，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当看到废墟中被埋的两个孩子时，共和国的总理，以其真实而自然的身体语言——眼泪，表达了他的忧伤、心痛和坚强。对于遭遇劫难的民众，最好的保护衣，或许不是慷慨激昂的陈词或者高高在上的庇护，而是与他们情感的共鸣。总理的眼泪，不是一个人的眼泪，是政府的眼泪。
对受灾的人民，国家总理流下的眼泪，胳膊受伤时一把推开为自己包扎的医生，以及“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等感人话语，将一个国家总理的悲情、温情和坚强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灾区，总理流下的也不仅是眼泪。从温家宝总理在汶川的躬行实践，折射出中国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原则。
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内心期待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政府用宏观的运筹帷幄以及微小的感人细节，不断给人们信念，以此激发整个社会的潜能。显然，社会对政府表达的情感反应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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