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文仅仅希望说明地理因素可以被纳入“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所以并未全面地考察这些关于地理因素的假说，而仅仅选取了“族群人口的分布类型（杂居或聚居）”这个因素进行分析。对于A、B两个族群来说，族群杂居指的是：相当一部分（统计上有意义的）A族群的成员与B族群的成员杂居在某片地理区域；族群聚居指的是：几乎所有的A族群的成员和B族群的成员分别居住在各自族群占主导的区域内。①
本文强调，当两个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激活后，相比族群聚居，族群杂居能够通过放大族群互相间的“恐惧”和“仇恨”并且增大“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来恶化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②
（1）杂居地区的“接近性”能够增大“恐惧”和“仇恨”。相比族群聚居地区的居民，地理上的“接近性”导致杂居地区的居民对族群间的互动更加敏感。例如，A族群的行为首先影响到的是与A族群距离较近的B族群成员，而较少影响到与A族群距离较远的其他族群成员。同样的道理，歧视性族群政策或者精英对历史冲突的渲染将首先导致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对其他族群的“恐惧”和“仇恨”迅速上升。当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意识到他们的家庭正在被“历史上的敌人”所威胁，族群成员参与集体抗争的动机最为强烈。例如，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前，胡图族与图西族互相之间的威胁感知在杂居程度更高的北方地区比图西族占绝对优势的南方地区更为明显。③
（2）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将集体负面情感扩展到更大的地理范围。例如，与A族群距离较近的B族群成员感受到的“恐惧”和“仇恨”可能会被传递到整个B族群，从而起到放大整个B族群对A族群的负面集体情感的作用。“不可分割性”对集体情感的传递效果往往被族群精英所利用，通过夸大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同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所处的危险境地，精英能够使每个族群成员感同身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族群精英深刻明白此间的道理，无怪乎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塞族人的保证——“没人再敢揍你们”——迅速为他奠定了塞族领袖的地位。①
（三）小结：“安全困境／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
上文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驱动力的影响以及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初步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见图2）。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安全困境机制能够将各种对族群冲突存在影响力的因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虽然这里的分析框架是初步的（并未包含其他具有解释力的变量和驱动力），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①通过初步具体化“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说明了这条理论路径的可行性；②为建立更加完善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起到了铺路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的解释力，下文将用此分析框架解释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中族群政治的不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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