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革”影响，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们发现中国政治与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辨别精英路线和社会断裂（social cleavage）时形成了若干困惑，这是极权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的。中国学家提出，研究中国政治应该关注利益集团的权力行为，这与作为多元主义国家的美国颇为相似。只有通过辨识主要的竞争性集团或利益，才能解释政策后果。针对精英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社会群体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国学家需要构建一套具体的描述性概念。由于政治事件与权力博弈的复杂性，理论范式（模型）渐趋多样化，譬如“竞争性决策过程”、“利益集团分析”、“派系分析”、“两条路线斗争”（two—line struggle）、“毛控制”（Mao—in—Command）、“官僚主义” （bureaucratic）、 “精英政治的代际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of elite politics）等。第二阶段中国学家运用的理论不像以往那么单一，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组织行为、庇护关系等理论被广泛采纳。诸如命题、假设、模型和变量等现代政治科学术语，经常会出现在中国学家的著述中。总之在“文革”期间，西方第二代中国学家普遍对中国政治持有一种多样化的认识。（pluralist notion）。第二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运用利益集团理论分析中国的大众运动与政策过程，并不完全适用。此外，由于过多关注政治斗争，比较历史研究的著作甚不多见；关于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中层组织，也甚少研究，譬如中央地方关系、政党一国家对社会团体的影响力、党群团体间的关系、企业组织与生产政治等。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年，尽管一些研究不再以“反共”为目的，但对社会主义改革也有一些悲观或否定的论调。例如魏昂德在《关于工业中的毛主义遗产的一些嘲讽》中认为，社会转型正在朝向一个与“文革”相反的方向；即毛时代认为的“更加不平等，更为精英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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