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95：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历程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了挽救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两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须从“练兵”、“制器”开始。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咆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沧胞，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了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其中以漠河金矿、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洋务运动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无异于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推动改革。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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