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似已渐渐明白，能够把这种“利”与“善”恒久衔接在一起的，惟宪政耳。宪政经济学有“一切政府都是利维坦”的工具性预设，这决定了它也必有“从道不从君”的风骨。但这里的“道”境界不算太高，只是国家据以存在的一些“游戏规则”而已，它高于私利但又源于私利，无须借助任何超然的价值资源，不必挂起维护“自然正义”的招牌，不必挟某种神祇或历史使命而自恃。因为遵守这种规则的国家，并不是独立于个人价值而存在的实体，它没有自己的行动，不追求自己的目标；它不能脱离个人的义利动机而去定义“社会福利”（或作为其变态表现的“综合国力”），因为这种东西纯属子虚乌有。布坎南在《规则的理由》中曾提到埃尔斯特的《尤利西斯和塞壬》，他把书名中所包含的那个寓言，视为“对未来选择做出先期限制”的经典故事。这个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乍看上去类似于我们的“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希腊版，其大意是，大英雄尤利西斯知道自己意志薄弱，他在驾船接近栖居着女妖塞壬的海岸时，唯恐自己经不住她们迷人歌喉的诱惑，便要求同伴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又嘱咐同伴们用蜡封住耳朵。这是一种为防范未来灾难而做出的决定：若想返回家园，他必须给自己危险的审美欲望预先设防。我们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类同于儒家的禁欲说，与张之洞的制情欲如“降龙伏虎”旨趣同，也未尚不可。不过我宁愿像布坎南那样，对它做另一种解释：尤利西斯这种系自身于船桅之上的举动，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宪政主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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