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再改草
张东荪把教育改革看成是养成国民性,救治道德堕落的重要途径。他按照西方把教育分为“软教育”和“硬教育”的模式,认为我国传统的教育属于硬教育。这种教育的特征是“主干涉”,用来养成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重视道德教育,把学知识与学做人结合起来。他认为在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的时代,要纠正社会风气,不下猛药不足以治病,因此要“守我国固有之道”,加强硬教育。1913年,张东荪在《庸言》杂志发表了《中国之社会问题》和《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两篇文章,较为系统的阐发了他的属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硬教育”思想。在他看来,相对于“软教育”“苟一旦遇难者,必瞠目不得其解”的弱点,“硬教育”完全可以克服,而且“可以把知识与道德同时融化”③他主张推行国民教育,养成国民性。因为国民性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教育目的上应该在培养国民性的同时排除国民教育养成的匪徒性与消费教育养成的奢侈性。而在当时,推行硬教育、锻造理想人格的主要任务是编订教科书、改造专门教师、改进师范教育并提倡德育。随后,他在《国本》、《第三种文明》、《现在与将来》、《我们要说的话》、《思想自由问题》和《中国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中,教育对象涉及儿童、农民、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教育方针推重因材施教;教育内容重视国际国内形势教育。
第二节推介西方制度,确立立国原则
民国初年以来,中国移植西方政制,却带来强烈的不适。面对政治混乱、社会失范的现象,不少思想家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中国政治出路问题的讨论,常常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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