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性
中国当下进行的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自强和国家强盛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新的探索。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时期。“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①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或是晚清政府的立宪闹剧，最终都没有能够挽救腐朽的清王朝的覆灭的命运，也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反，中国由封建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究其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尽管封建统治者在变革图新上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三次转换，但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关键既不是器物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更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主义的腐朽。因此，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企图在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也只能是幻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再次停顿，社会的转型也没有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农业、工业、科技、军事、国防等方面均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但是，不可否认，一方面，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我国仍然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同质单一性的社会和伦理社会，传统社会的结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很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整合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这种结构形态可称之为“总体性社会”。第二，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都是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行。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行政的、事业的或经济的、政治的，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均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并依次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同一类组织在内部结构、社会地位以及行为方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组织之间虽在资源获取多少、权力大小、专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行为方式和制度框架上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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