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1年到1937年，当历届青岛占领当局雄心勃勃地大兴土木、建设城市时，相邻的山东农村其他地区经历着义和拳运动、盗匪横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政治风波，并屡遭黄河泛滥的蹂躏与严重税收的盘剥，加之山东省人地关系紧张，天灾和人祸往往交相作用，加剧了农民的离村倾向。而青岛地区则在强大的资金注入、交通发展与相关政策优惠下平稳发展，治安尚佳，社会稳定。盗匪的扰乱、城市的吸引、谋生的驱动与便捷的铁路交通，推动着山东广大农村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迁移青岛。闯关东的谋生者每年从青岛泛海北上者在十多万左右，其中也有农民逗留青岛并定居下来。<br> 来自城市内部的资料与众多学者对近代农民离村情况的调查结果有相似之处，首先，乡下人进城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包括自然灾害、匪患兵灾、治安恶化等自然与政治环境的破坏。这在离青岛距离适中而人祸频繁的胶县、临沂、诸城、日照等地最为突出，而青岛治安相对稳定，成为鲁东、鲁南交通便利地区难民们理想的避难之地。其次是农村生存压力的逼迫所致，包括人多地少和税收沉重等原因所致的经济贫困和家庭关系的紧张。从胶县、即墨、平度等地移民的进城情况来看，生活的艰难是他们选择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来说，为缓解在家庭受到不平待遇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者为逃避旧式婚姻，向往自由择偶，她们将城市作为寻求新生活的起点。再次是城市经济的吸引，这常常来自于先进城的乡邻与亲友在回乡后的信息冲击。改善生活状态的欲望和农村生活的紧张，驱使在城市里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乡下人开始选择新的职业，而城市发展的刺激对青岛附近地区乡民的推动力更大。按照迁移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城市的拉力，表现为城市工商业规模的扩大，新兴工业部门对劳力需求的增长，城乡收入值差异的吸引；同时，农村社会经济因对农业机械的采用而对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产生排斥。但近代农民离村并非建立在社会经济良性发展而产生的人口平衡力量的基础上，相反，农民的贫穷与乡村的灾荒与匪祸是更重要的推力。农民离村不是单纯由于人口压力或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而是整个生态环境变动的产物，包括物质资源的贫乏、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压迫、社会治安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和民众观念的更新，可以认为，整个农民社会流动的过程，折射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观念等全方面搅动后农村的离“人”、离“心”过程。考察农民的进城情况，笔者更关注政治与自然因素而非农村经济压力与都市经济吸引对农民离村的作用。1930年前在山东已经出现移民高峰时，当地农业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全面衰退。徐秀丽等研究者曾指出：“20世纪头30来年，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由于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带来农村金融的相对活跃并导致农业投入的适量增加，再加上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增加，粮食生产持续增长，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的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这种情况到1935年时才有所恢复。”①1930年代前，经济状况并没有恶化到产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吴承明先生认为：“总的看，20世纪以来，粮食的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于高峰，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②也有学者依然认为人口的增速超过耕地的增速，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趋减。③即使人均耕地减少，也并不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恶化，土地承载力与生产技术、土地开发利用、农业生产结构、粮食耕作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在学界研究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经济压力说尚缺乏充足的论据，而且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农村的全面崩溃在1930年代初期，与农民离村的高峰期并未完全吻合。从1912年到1949年，山东移民闯关东人数，平均每年达到48万人之多，1926年到1930年间，移民数量剧增，尤其是1927年、1929年这两年均在80万人以上，1928年移民最多，达104万人，这主要是山东严重的旱灾和军阀混战所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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