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3年 第79卷 第2辑）》译自《国际行政科学评论》英文版第79卷第2期（2013年6月）。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3年 第79卷 第2辑）》收录的文章源于“问责研究：概念和方法的挑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为了加深对问责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该特刊主要探讨福利国家的问责与行政改革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在不同国家及其福利部门中，近期的改革是如何影响组织自治与政治问责之间的平衡的。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3年 第79卷 第2辑）》中的文章分别梳理了大量已有研究中问责的核心意涵：探究丹麦、德国和挪威近期就业服务管理的变化对问责关系的影响；研究近年来欧洲医院改革过程中多层级福利治理和公共问责问题；依据五种问责类型，分析了挪威、丹麦和德国移民政策中存在的不同“危机”管理：以教育政策为例，讨论对欧洲若干国家问责实践的调研成果；探讨欧盟新成员国的问责概念和问责制度的特征：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政党制度瓦解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定期引入以来，意大利行政部门的顾问机构所发生的转变；解析葡萄牙公证员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情况；分析了南非参与式发展的局限性。
　　本辑特刊最后是对新书《欧盟官员：一项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评述。

　　（二）丹麦——“无国籍门”事件
　　1.背景
　　从1983年开始，《丹麦移民法》曾是欧洲最宽松的移民法之一。但自1995年以来，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反对移民的丹麦人民党（DPP）获得选民支持，移民问题在国家政治议程上变得更为重要。2011年全国大选之后，一个自由-保守党少数派联合政府上台。在议会主张“严控移民”的政党——丹麦人民党（DPP）为自由-保守党联合政府提供了其所需的议会支持。这就导致议会从2001年到2011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集团-政党制的丹麦多党制的状况。丹麦人民党的影响意味着移民成了这一时期丹麦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由于丹麦人民党利用了其影响力这一杠杆，法律经常被修订（收紧），例如，把移民问题纳入与政府的年度国家预算谈判中。丹麦的移民政策成为北欧国家最严格的政策，申请丹麦公民身份或庇护的移民或难民数量相应减少。法规的诸多变化，对公务员及其依据不断变化的规则体系进行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2.负责移民事务的组织机构
　　在丹麦，从传统意义上讲，移民领域的事务是由司法部内不同的理事会来管理的。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事务交由内政部管理。日常的综合服务则由一个外部的第三方组织-丹麦难民救助会来提供，直到1999年一项重大改革赋予地方政府负责实施综合政策为止。自2001年到2011年，中央政府的移民事务归属到了移民规化部，而丹麦移民服务局（DIS）则具体负责管理诸如《丹麦移民法案》之类的移民条例。2001年到2011年期间，已出现了一些个案，对丹麦移民服务局管理的《丹麦移民法案》提出了质疑。2006年，丹麦移民服务局遵照归化部长的倡议，进行了改革。在国家审计署对该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内部文化发表了批评报告之后，丹麦移民服务局的改革速度随之加快。这项改革以机构易名、正式组织改组和前任局长辞职而告终。
　　最终，丹麦也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法院的正式机构，即难民上诉委员会（RBA）。在丹麦移民服务局拒绝移民寻求庇护或进入该国的情况下，难民上诉委员会拥有相对的自决权和类似于法院的地位。但其自决权受到了隶属于归化部的秘书处、隶属于归化部领导集体的负责人和上诉委员会部级行政领导集体代表的限制。
　　3.案例描述
　　2011年初，这一情况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已变得清晰起来，那时一些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在孩提时来到丹麦，现已长大成人——一直被拒绝获得丹麦公民身份。这种做法是无视国际公约的行为。当时，议会国籍事务常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来自于社会人民党）向一家报社的记者秘密透露了这一情况，因为这名议员对归化部长回应另一国会议员（来自于反对移民的丹麦人民党）对授予35名原先无国籍的人以丹麦公民身份的质疑言论感到困惑不解。此事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这位丹麦人民党议员对授予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丹麦公民身份的数量提出了批评，而归化部长回应说，她仅仅是在纠正一个错误的做法而已。这便导致了这位社会人民党成员的疑惑：这种错误的做法一直持续了多久？这是不是现任部长、前任部长和官僚阁员们有意而为之？简之，谁应对违反国际公约和拒绝授予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负责？
　　国籍常务委员会在丹麦议会中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具有最终控制权并负责授予移民丹麦国籍。然而，相比移民归化事务部这类国家机构，国会议员缺少管理资源，只能听从该部的建议，因此议员通常被看作是“橡皮图章”。此外，在这个案例中，国籍常务委员会的议员们好像成功地启动了弹劾程序，最终导致了归化部长罗恩·赫尔贝克女士（自由党派）的解职。
　　4.说明
　　丹麦的“无国籍门”事件必须从丹麦移民领域高度政治化的背景来审视。诱发事件是反对移民的丹麦人民党以质询形式对授予在丹麦长大的无国籍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的做法，启动了政治问责。因此，在最初的信息收集阶段，就曾要求责任部长按照议会管控规则和惯例到议会分委员会作出解答。在随后的阶段里展开了不同的辩论。移民归化部长声称她只是在纠正现行的错误做法，试图回绝质询。但这个问题被反对派政客和报纸无意中了解到，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和议会对政治、行政和专业问责的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媒体）问责关系在引发危机和使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

告别辞
主编絮语
引言：比较视角下的福利体制改革及其对问责的影响
描绘问责：核心概念与子类型
劳动力市场管理中问责的变化——由集中式问责到共担式问责？
重塑公共问责：德国、挪威和丹麦的医院改革
移民管理问责：挪威、丹麦和德国的危机比较
作为政策技术的问责：对欧洲教育绩效的审视
中欧与东欧国家的问责：概念与实践
意大利部长办公室作用分析：行政改革研究中的遗留和时间性问题
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葡萄牙公证员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南非参与式发展的局限性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