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
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形成汹涌的民工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广为各界关注的社会现象。然而，目前的理论和政策都还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提的，即把劳动力流动过程看作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劳动力迁移现象的考察，揭示外出农村劳动力在流动择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微观理性，从而否定劳动力流动的“盲目”说，并反省现有的关于流动劳动力的政策思路。
一、“托达罗教条”和盲流观念
迄今为止，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模型，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托达罗的理论①。把迁移劳动力视为“盲流”的观点就是他最早提出的。后来，学者们根据他的模型和观点推论出了“托达罗教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少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人深受“托达罗教条”的影响，后者做出的政策决定及实施的政策手段，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教条的烙印。
所谓“托达罗教条”，包含两个结论。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着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也就越大，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失业率的上升。第二，既然城市就业机会影响或决定迁移行为，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于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做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
当托达罗用城乡预期收入差别来解释劳动力迁移时，他是用城市实际收入乘以城市就业概率来表示城市的预期收入的。由于城市就业概率是失业率的倒数，于是，假设城市实际收入水平不变，失业率越高，预期收入越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小，迁移规模也相应地较小。反之，城市就业概率越大，预期收入越高，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迁移规模就会相应扩大。由此推论，城市当局任何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都只会吸引更多的移民进城，而不会真正降低城市失业率。所以，如果不对迁移施以有效的约束，任何试图扩大城市就业的努力都会付诸流水。
一个为托达罗所津津乐道的例证，是1964年发生在肯尼亚的一次政策实验。当时，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一个建议，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和补贴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多雇用一些劳动力。也就是说，通过给私人业主一些利益上的好处，诱使他们雇用超过其实际需求数量的工人。以便降低城市失业率。肯尼亚政府响应了这个建议。结果，这种超过需求的雇用水平，如一块磁铁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人城市，进入到这种新增加的被雇用行列中。然而没过几个月，绝大多数参与该项目的企业，都因不能承受增加了劳动力雇用而把雇用数量重新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城市失业率不仅没有真正降低，反而上升了。由“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块磁铁吸引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由于不能得到期望的就业机会而变成“盲目流动的”劳动力。
有趣的是．托达罗对这个所谓的“托达罗教条”持强烈的怀疑态度。针对一些人从他的模型推演出这个结论，托达罗在一篇文章中极力表白自己：“我当时并不打算走向这个极端。现在仍不打算这样做，而且我认为，一经就业创造水平提高就会使城市失业率上升的说法，从经验上看是不正确的。”①然而，从托达罗模型中关于就业概率与迁移规模之间关系的说法、所引用的事例，演绎出以上结论也算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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