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一系列的研究多将“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过程看作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相关行动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作用的结果”，胡荣分析，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村民，他考虑的因素包括前任村干部的表现、选举是否公正、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区的特点等。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候选人，他考虑的因素包括经济利益、“招干”、派别利益等，参选所花的时间、精力、财务、人际成本等方面的因素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乡镇一级选举的主持者也有着相应的利益成本考虑（胡荣，2002，2006）。
从内部群体方面来说，需要重点考察集体行动的形成与其逻辑。集体行动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之力，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奥斯特罗姆，2012）。对农村基层选举进行集体行动理论层面分析的研究者有刘义强、刘玉照等。刘义强（2004）的分析围绕农民的离散性生存处境和集体行动缺位两个维度展开，他认为“农民之间缺乏基于共同利益的持续互动关系，不可能发展出用以聚集和表达自身共同利益的复杂的集体组织”。
制度供给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重要变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2）认为，“用较大政治系统中较小单位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理论解释行为和结果时，必须明确地把周围政治系统的活动考虑进去”。通过对水资源的研究她发现外部不恰当干预（演变为寻租行为）或某些方面的无法作为（非不作为，而是信息和任务超负荷）使地方公共事务陷入混乱的境地。而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制度的有效运作，则离不开当地相对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决。
具体到选举制度与村庄权力更迭，需要考察乡村与乡镇之间的复杂关系。基层村民选举实施以后，乡镇有很大的冲动去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干预措施。乡镇是政府体系的末端，在国家集权管理和行政问责的严密控制之下，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乡镇都要以不同形式加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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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这些年来我一直向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生推荐本书：认真虔敬的态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揭示正在发生却鲜为人知的事实。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希望所有学习和从事影视创作的年轻人都能够认真阅读这套论文集，因为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对他们的创作至关重要。
——谢晓晶（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