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一时期他所有的书信，我们就能切身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在他的内心左冲右突而不得解决的苦痛。
然而，命运很快就眷顾了这个深陷困境却执著追寻出路的诗人，1929年，他考取了河北省官费留学，因此获得了赴德国留学的机会。这一生存际遇的变化，成了冯至克服自身精神危机的重要契机。
冯至先后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学习，主修语言文学，兼修哲学与美术史。这时执掌德国哲学界之牛耳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雅思贝尔斯分别在弗莱堡大学与海德堡大学任教，存在主义正风靡当时的德国。尤其是雅斯贝尔斯与冯至有着直接的师生关系，冯至在他那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存在主义思想教育；他不仅直接了解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思想（主要是实存哲学）也进一步了解了克尔凯戈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在冯至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上，雅斯贝尔斯是一个很好的引路人，冯至本身深沉内敛的性情气质，使他天然就具备了对于人生哲学化追寻的禀赋，在他的2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北游及其他》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他对人生的根本性问题的探寻和焦虑都触及了存在主义的某些命题，他有着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天然的亲和，在这样的契机下，他内在生命中潜在的存在哲学的理念的某些因子，如同种子获得了土壤与养分，自然而然地在体内生根发芽了。在这一时期，冯至深入地研读雅斯贝尔斯、尼采、海德格尔、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这些都给予他许多重要的启示与精神滋养。其中他对克尔凯戈尔与尼采对近代文明的批判钦佩之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大为称赞“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戈尔”，认为他们是为“欧洲在19世纪的三个伟大的人，能使人敬仰，使人深省”。冯至自然而然地就把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当中。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吸收，一方面开启了冯至深沉哲理化的理性思维方式与人生感受方式，来消解过去浪漫抒情性的感性思维方式与人生感受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予了冯至以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来感受人生，把握世界。这就是冯至由20年代的抒情诗人转变为40年代哲理诗人的关键一环，这也为冯至后来的十四行诗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然而，在这一时期，给予冯至最多的精神滋养与哲学启示的并不是这些存在主义思想家，而是存在主义哲理诗人——里尔克。通过阅读这一时期冯至写给朋友的信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接触里尔克后，冯至精神气质悄然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
1931年，刚刚抵达海德堡的冯至在给杨晦的信中，比较详细地坦白了自己内心难解的困惑：“一切的事只限于‘明白’‘知道’是不够用的，有时候等于‘不明白’，‘不知道’——并且比‘不明白’、‘不知道’只多些许苦恼。我现在实在是破裂到了极点。我在少年时期种上的毛病，我是怎么也除不掉，只是愈来愈甚，所谓自卑，同看不起自己，担受不了一点外来的刺激，但另一方面，‘虚荣心’我摆脱不掉，两方面夹攻，形成我现在的一个这样可怜的二人。”“时时刻刻使我不安的，即是时时刻刻不住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现实的世界使我承认了一切，纵使我在他面前没有成为奴仆，可是也依依违违地成了一个世故的人，因为承认一切也就看不起一切，而成为一个对于世事漠不关情的人。”冯至的自白昭示了他初到德国的痛苦不堪的心境：对于自身弱点——自卑、虚荣，世故——的清醒地认知，也深刻地发现了自卑、虚荣与世故在内心里相互作用，相互纠缠后铸就了自己无法解除的精神困境。该如何才能摆脱掉这样困境呢？冯至在苦苦的自我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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