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首要问题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将波及中国所有城市，使其在短短数十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l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我认为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去年是中国城市化带有标志性的一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城市化率大致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0h，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今后二十年，中国城市化率仍有可能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一千四百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有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70％，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现在看来，“城市化率”这个指标非常关键，却很少为大家所提及，也很少被大家所重视。我认为，城市化率指标比CDP指标、财政收入增长指标都重要得多。可以说，城市化率就是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超过30％即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中期阶段，超过70％则进入城市化水平增长趋缓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高速城市化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说，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抓住机遇，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功。而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在今后二十年内要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关键就在于2l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新世纪中国“二农”问题的三点思考：
第一，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是减少农民。可以说，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也只能是减少农民，就是要把80％的农民转移出去，让一名合格的农民经营相当于过去五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要让尽可能少的合格农民，经营尽可能多的优质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是“经营”而不是“占有”，是“合格”而不是“不合格”，是“优质”而不是“劣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再通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依靠“规模经营+良种良法”或者说“规模+科技”，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彻底消灭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从而确保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通过从事现代农业，过上有尊严的现代化生活。我认为，要真正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也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第二．减少农民是催生农民工、“城中村”，进而使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演变成“四农一村”问题的根本动力。目前，中国“三农”问题已演变成了“四农一村”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再加上农民工、“城中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问题和“城中村”问题都与减少农民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减少农民绝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民隐性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农民外出务工是中国农民为解决自身隐性失业问题，而闯出的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血路。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不是政府引导出来的，而是中国农民自己闯出来的，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不是一件天大的坏事。“城中村”之所以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地，主要是因为农民工过多集聚造成的，他们的数量往往是本地农民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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