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政府西迁
上海沦陷后不久，在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的紧急情势下，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踏上西迁之旅。政府机关西迁，虽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它显然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这一举措无疑也是向全体民众表明了政府对于抗战的基本态度，使人们对战争的长期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许多人因而放弃幻想，追随政府西迁。国府西迁既是抗战时期人口内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对战时人口迁移的路线、方向以及总体进程等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在了解国府西迁的情况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国民政府”的含义。“国民政府”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附属机关（如文官处、参军处等）；广义的是指行使治权的中央政府全部，包括狭义的国民政府及五院”①。本文所说“国民政府”，如无特别说明，主要采用广义的概念，也就是指当时中央政府的所有部门。
国民政府所以迁都重庆，这在战前就有一定的考虑，战前国民政府的经营西南也为战时的国府西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1932年日军于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就有迁都洛阳之举。鉴于东南沿海地区极易受攻击的状况，国民政府还曾试图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对外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但迁都西北有欠妥之处，首先，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不具备作为战时首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其次，西北地区与华北为邻，且无地形上的天然屏障，一旦华北不守，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而长期以来华北就处于日本的觊觎之下，这就使西北地区在国防上没有任何优势。再次，西北与苏联接壤，当时国民政府尚未与苏联建交，国民政府不能不有所防范，西北的新疆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国民政府尚未真正控制新疆，也降低了国民政府迁都西北的安全性。①凡此种种，要将西北地区作为战时首都并不合适。为了找到一个较之西北更安全、更富庶的对外作战根据地，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及比较。1935年3月，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率领中央军进入四川，从而发现了四川的战略价值。在对西南和四川做了实地考察之后，他认为四川“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处处都是得天独厚，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②从此，国民政府着力统一川政，以刘湘为四川省主席，结束了自民初以来四川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通过整理财政、统一币制、稳定金融、救漭工商、兴修水利、赶筑公路等措施，使四川经济有所发展，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在经营四川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尤其注重建设重庆，使重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从一个地方军阀盘踞的川东重镇，一跃而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四川和西南的政治、军事中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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