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山之子<br> 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以东，渠江以西的一条狭长的丘陵地带，有个仪陇县，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从县城东行30多公里处，有个大的集镇叫马鞍场，因靠着一座状似马鞍形的山而得名。其西北不远处，突起一道山梁，一峰屹立，叫琳琅山，松柏挺拔，四季葱茏。1886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丙戌年十一月初六)，在这琳琅山西麓李家湾一户佃农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这个生在大山怀抱里的孩子，后来成了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就是朱德。<br> 朱德祖籍广东省韶关，是客家人。明末清初，四川由于连年战乱、疫病流行，人口骤减，土地也荒芜了。清朝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采取鼓励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迁移到四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移民潮中迁至四川的，最初在川北广安一带生息，在仪陇县落户到朱德这辈已是第六代了。朱家世世代代务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br>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十几口人靠租佃李家湾有名的丁姓地主的20亩薄田和押借来的几间破房安身度命，生活十分艰难。<br> 朱德诞生的这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也叫“仓房”，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的，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6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br> 朱德长得很像母亲。母亲是个贤淑和气的人，出身于流动艺人家，小时曾跟随大人四处奔波，比乡下其他妇女见识多，思想也开明。母亲生过13个孩子，因为生活困苦，只有6男2女存活下来。<br> 朱德是母亲生的第三个男孩。朱德曾回忆说：母亲整天忙着，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从没有工夫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上爬着长大了的，大了身体很强壮，能背能挑，还能种地。<br> 朱德还回忆过他童年时家里最悲惨的一次遭遇：1895年(他9岁时)，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在困难的境遇中，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br>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在四川仪陇故乡逝世。噩耗传到延安，朱德备感悲痛。他想起他青年时瞒着家人远走云南投笔从戎，母亲知道了不但不反对，还给他许多慰勉；想起没有能满足老人家“见你一面”的要求，这是朱德一生最大的遗憾。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悼念，朱德一个月没有刮胡子。<br> 4月5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母亲的回忆》，深切地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有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到：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br> 当时，延安各界为朱德总司令母亲的逝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送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送的挽联写着：“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送的挽联是：“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br> 朱家祖祖辈辈没有过读书人，饱尝了没有文化而受财主、官吏欺负压榨的痛苦。因此，尽管生活窘困，朱家还是想靠省吃俭用培养出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朱德6岁时，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被送到朱姓远房亲属办的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朱代珍。没过多久，两个哥哥都因为家里实在无力供养而辍学，回家帮大人种地。朱德很幸运，因为年纪小，同时又因他已过继给没有儿子的伯父，成了长子的后嗣，格外受到全家的疼爱和器重，又继续念下去了。<br> 朱德在药铺垭私塾念了不到一年，又转到丁家私塾去念了两年。丁家私塾设在丁财主的花园式别墅里，来这里念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太子院”。朱德作为佃户的子弟来这里念书真可以说是高攀了。他要交比别人高的学费，又要受富家子弟的轻蔑欺辱，在他幼小的心中，萌发了对人世间不公平的愤恨，而这，又化为他发愤学习的动力。他聪明，肯学，无论背书、写字，还是做诗、做文，总比那些富家子弟强，在受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发蒙教育后，开始学《大学》、《中庸》、《论语》等。<br> 朱德9岁那年年关被迫分家，随爷爷、伯父迁居大湾后，家里不顾生活的困苦，还是借了一笔钱，送朱德进了离家七八里远的马鞍场席家砭私塾就读，塾馆的席聘三老先生又给他起学名“玉阶”。他是个有骨气、有见识、有正义感的人，喜欢纵古论今，针砭时弊，“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席老先生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出路”，激励学生立志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干一番事业。这对朱德的思想启蒙发生了重要作用。<br> 朱德在席家砭私塾结识了一位好友，叫吴绍伯，出身书香门第，家里藏书很多，朱德常去看书或借书，特别是看到了一些刚从成都买回来的“新学”书籍，很感兴趣，拼命阅读；见了地球仪，更感兴趣，一看就是半天，“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他萌发出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的念头，再也不想待在家里了。<br> 那时，正是中国坠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深渊的年代：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将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分摊在痛苦不堪的中国老百姓身上……所有这些，都像重锤一样击打着年轻的朱德的心，使他忧愤日增。他已不安于在大山里学习儒家的经典，他渴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br> 1905年，朱德19岁，第一次来到仪陇县城，参加清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在1000多名应试者中，考了前20名。不久，他又和几个同学结伴，乘木船顺嘉陵江到了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府试中榜的消息，令朱家老少异常欢喜，盼望朱德再省试中榜，就成秀才了，就可以做官、“光耀门楣”了。但是，朱德这时的心思却不在科举仕途上。他知道社会在剧烈动荡，要救国家民族，“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情，没知识不行”，因此他向往接受“新学”教育。1905年9月，清朝政府颁布停止科举考试的诏令，省试取消了，朱德趁机说服感到失望的家人同意他去顺庆府念新式学堂。<br> 于是，朱德上了顺庆府高等小学堂，半年后，又转到中学堂就读。中学堂开设了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学堂的学监(校长)是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来成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张澜先生，他很注重向学生灌输爱国维新思想，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说：“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教史地课的刘寿川先生，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对学生宣传：日本有了明治维新才从落后走向先进，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唯有科学才是救国之要，只有变法才能发展科学。这些教育，都给了朱德深刻的影响，“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br> 1907年，朱德决定到成都去求学。为此伯父又借了一笔钱。朱德后来说：到顺庆和成都求学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至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br> 到成都，朱德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可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话，家里不准他进这样的学校，只好又改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他自幼就喜欢爬山、游泳、习练武术，、对体育的各科课程很有兴趣，也由于经常到地里做农活，身体素质很好，很快掌握了专业技能，13门课程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器械课得了100分，在全班50多名同学中，名列前10名。这时他天真地希望以普及体育来强健国人体魄，改变中国人被洋人蔑为“东亚病夫”的状况。<br> 一年后，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回到家乡仪陇县，应聘在新办的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师兼庶务。现在的仪陇县金城小学，还保存着朱德当年在这里工作的房间。朱德没有想到，这所新式学堂遭到县里一些顽固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来诋毁新学，甚至向县府诬告朱德教授体育课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便于运动的短裤是“有失体统”、“有伤风化”，是“猥亵的课程”。他们还怂恿一些地痞流氓到学校寻衅滋事，大打出手。朱德不得不同这些守旧势力抗争，同时他也深深感到，封建势力不打倒，新式教育是难以办好的，“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他决定辞去教职，投身军界。临行前，他写下这样的诗句：<br>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br>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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