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擦肩而过
2月下旬，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来部访问，常务副部长邹大鹏出面接待，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局长、处长们出席作陪，我和秋芷奉命参加。赖大使曾先后在我国驻苏联、瑞士大使馆工作，解放前党曾派他担任冯玉祥的秘书。后来他和我们谈起1948年冯玉祥访问美国、苏联时的一些事。那时赖亚力全程陪同，原计划冯访苏后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幸9月1日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赖说，当轮船起火时，舱门被大火吞没，乘客纷纷从船舱两侧窗口逃生，冯身材魁梧腰身粗壮，怎么拉也拉不出来，结果被活活烧死。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赖亚力的“历史问题”，造反派责问他：“冯玉祥死了，你为什么没有死！”
赖亚力以前也曾做调查工作，和部里的同志很熟悉，会见气氛很轻松。会后，赖大使专门和我谈了话，交代了一些问题。他说：“由刘长胜率领的中非友好代表团已启程赴非洲访问，他要在3月中旬赶到巴马科（马里首都）接待代表团。”我说：“十年前我在上海总工会曾做过刘长胜的秘书，如能和大使同行参加接待该多好。”他说：“你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在来不及了，但仍需抓紧时间。出发可先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飞布拉格，再乘捷航每周一次的布拉格-巴马科班机到马里。”赖大使说：“大使馆新建工作很多，希望你们到使馆不要迟于3月底，早一天到任，可早一点开展工作。”他还交代：“你们马上和外交部驻马里使馆筹建处联系，请他们为你们安排好旅程事宜。”通过第一次见面，看得出这位大使对工作积极，有一股干劲，作风平易朴实，对同志也很诚恳。
在和大使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即去外交部驻马里大使馆筹建处商讨去马里的具体行程问题。筹建处同志告知，此事大使已电告他们，已按照3月底以前到达马里倒计时安排，正在预订火车票、飞机票，并通知沿途使馆接送事宜。此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只等筹建处通知最后领取护照、车票，于3月中旬启程了。
没想到，就在这一切安排妥当的几天之后，正巧碰到我部主管非洲处的处长李华农。李处长出差回京一上班就找我谈话，了解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我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包括行程安排和出发时间。他问我：“你们几人同行？”我答：“就我们夫妻二人。”他皱了皱眉头说：“这很不妥当。”接着说：“现在国外情况很复杂，敌特活动很厉害，你们二人第一次出国，从安全上不放心，等几天多几个伴再走。”这下子我急了，试图说服他：“李处长，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的英语、俄语还能应付，沿途还有大使馆接送。”他严肃地看我一眼说：“不行，不放心，路线很长，沿途要停许多地方。”这时我亮出王牌说：“这次行程安排和到达使馆时间，都是大使亲自安排的，筹建处已为我们订好了车票、机票，此时改动不好吧。”我想这样讲总可以放行了吧。没想到他还是顽固地坚持：“不行，从安全考虑，等几天有个伴嘛。”这时我表面上平静，内心可真生气，心想：“难道你政治上不信任我们，怕我们跑掉！”又想：“当时外交部是有明文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难道我们夫妻二人不符合二人同行规定？”可是面对他的强硬坚持，我也想不出还有其他说服他的办法。李处长当时看上去已年近五十，曾经在印度工作，是一位资深外交官。他这样坚持不能不尊重他。最后我说：“好吧，我立即去外交部和他们商量，行程重新安排。”但临走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骂了他一句：“你这个老头真顽固。”
许是鬼使神差，许是命不该绝，李华农处长的一番“顽固坚持”，使我们躲过了毁灭性的一劫。就在我一再向筹建处的经办人员表示歉意，让他们退掉3月28日捷航到巴马科的机票，并等来其他两位同行的使馆人员，按照新的行程日期准备出发的前三天，突然接到筹建处电话，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给我们订的3月28日捷克飞马里的班机在联邦德国上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外交部获得消息较快，后来报纸电台也报道了这条消息。太惊险了！生死存亡仅在一念之间！第二天我去外交部人事司办事，一位女同志对我说：“你命大啊！差一点为你们开追悼会。”
我们一行四人新的行程是4月1日从北京乘火车出发。4月3日，当北京一莫斯科国际列车离开我国边境站满洲里进入苏联边境城市外贝加尔斯克后，我在候车大厅报架上的《真理报》上看到这则“捷克飞机空难”的消息：“塔斯社布拉格3月29日据捷克通讯社电，3月28日20时20分，一架飞行在布拉格一巴马科航线上的捷航飞机，在纽伦堡上空因故失事，机上4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不幸全部遇难。”这消息已过去了六天，读起来仍令人触目惊心。据说这条航线每周都有中国乘客，唯独这次没有。我对秋芷说：“真得感谢李华农处长，是他救了我们的命。”秋芷说：“如果真有三长两短，我们也就算了，可是三个孩子怎么办呢！”有感于人生旅途中逃过一劫，我把《真理报》载有空难消息的那个版面带在身边留作纪念。
如今想起捷克空难这件事还真有点后怕。在我一生中，此类有惊无险的事也曾发生过多次：幼年时，我差一点被地痞流氓绑架；11岁时，因贪玩掉进河里几乎淹死；1940年冬，日本飞机轰炸盐城，我又死里逃生；至于在从事学生运动、地下党工作期间，遭受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殴打、搜捕就更多了，但每次我都能化险为夷，平安脱险。一些知道我底细的人说：“老严，你真是福大命大啊。”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会有什么神灵庇护保佑，他们也只是打趣逗乐而已。
巴马科印象
捷航空难打乱了我们首次出国抵达马里的行程，本来十天左右即可到达目的地的，可一路上走走停停，竟整整花去了二十七天。4月8日我们从北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再改乘飞机，先捷克，再瑞士、几内亚，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时，已近月底了。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旅途虽多花了许多时间，但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从容地游览所经过的几个大城市，后来我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去捷克、瑞士和几内亚这几个国家了。
当我走进马里的中国大使馆，发现这是我沿途所见的条件最差最简陋的大使馆了。马里独立才半年，大使馆建馆还不到四个月，一切因陋就简。馆舍是向私人资本家租借的，一块长方形院落，只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上为大使宿舍，楼下办公。院子两侧有八间平房，每间约十二三平方米，只有门没有窗，密不通风，我同秋芷分到一问。
马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四、五月份是旱季最炎热的时候。为节约外汇，使馆号召不用或少用空调，每问房发一台电扇。马里虽然炎热，但热得干燥爽朗，皮肤汗液很快蒸发，不像所经过的几内亚潮湿闷热难受。七、八月份雨季开始，苍蝇、蚊子大量出现。我们房间内爬进了有半尺长的绿色蜥蜴，看起来可怕，后来发现它并不伤人，而且专吃蚊虫，我们也就与之和平共处了。
马里1960年时全国人口为400万，而面积却有124万多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12个江苏省），北部为沙漠，南部为热带草原，间或有稀疏森林。尼日尔河由南向北，塞内加尔河由东向西，尤其尼日尔河中部莫普提一带沟渠纵横，类似我国江南。北方广袤的草原牛羊成群，当时马里人均拥有两头羊一头牛。总体看，马里的农、牧、矿产资源丰富。
首都巴马科像一个集镇，只有几条街，没有任何高楼大厦，附近尼日尔河上的大桥可算作城市标志性建筑。几家像样的商店都是法国人开的，规模不大的“巴黎春天”是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了。这里黎巴嫩商人很多。附近马里人经营的农贸市场非常热闹，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十分丰富。许多马里农村妇女在地上摆设水果摊，一堆堆的柑橘、香蕉，用班巴拉语大声叫卖，香蕉叫做“朗巴萨（Lanbasa）”，发音类似法文“大使馆”，所以好记。农村妇女不会计数，有趣的是她们卖水果一堆一堆地卖，卖一堆收一堆的钱。每堆五个西非法郎，如果你一下子买五堆，给她二十五个法郎，她不干，因为她不懂五乘以五等于二十五，怕吃亏。一次星期天，厨房任师傅到农贸市场买菜，我跟着去看热闹。一家摊贩面前放了几只公鸡，任师傅想买几只母鸡，他不会讲班巴拉语，法语只会讲几个单词，他指指公鸡说“妈当姆（madame）”，意思是公鸡的“夫人”，老板立刻领会，从后面笼子内提了几只母鸡来。
马里的妇女是劳动的主力军，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了。妇女外出喜欢着鲜艳彩色衣裙，头上顶一件很重的物品（一只大塑料盆或一件大包裹），头顶功夫堪称一绝。有的背后还背个婴儿，看上去不堪重负，但她们却显得很轻松，就像中国清朝的满族贵妇人，头顶美丽的旗头，脚踏花盆底鞋，走起路来两手前后摆动，轻盈洒脱。
马里人热情好客，在路上遇到亲友，或握手或把手放在胸前相互问候，从第一句“阿呢梭哥嘛（您好）”问起，接着你爸爸好、妈妈好、妻子好、儿子好，如果对方有兄弟姐妹、祖父祖母，甚至伯叔姨表一直问下去，一面走一面问，直到走得很远，双方都听不见了，口中还喃喃自语，继续问下去。这是马里街头一道奇特的风景。人们讲起马里男人就会说很懒，农活多数由女人承担。男人们悠闲地在芒果树下躺着乘凉，肚子饿了，反正这里到处是芒果树，只要一张口，芒果就会掉在嘴里。所以人们说在马里生活很容易，“穿衣几尺布，吃饭靠果树”。以上所述（包括后面叙述的人和事）可能对马里人民有不够尊重的地方，但这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斗转星移，社会在进步，我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赶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
1961年4月，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尚在建馆初期，共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办公室及后勤人员占了一半以上，对外开展工作的仅有大使、政务参赞、二秘、三秘、商务随员、法文翻译，包括研究人员，加上新华社记者一共十一人。我任三秘，主要负责文化工作。这样一个阵容，说它是大使馆，毋宁说是革命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工作队。虽然人数不多，可干劲十足，在工作队长（大使）领导下，全馆一盘棋，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拧成一股绳。全馆同志团结、紧张，工作效率很高，人际关系亲切、和谐。纵观我在马里随后工作的将近五年里，建馆初期的这个时段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怀念的。
为了开展工作需要，不久使馆迁入了新址。生活条件略有改善，但改善不大。令人高兴的是，新址比旧址多了一个不大的草坪。靠大门一头种了些花草树木，另一头的用途是，每逢星期天晚饭后，从7时半开始，这时白天的热浪逐渐消逝，天上或是明月，或是星星，大使便在草坪上召开外交官会议，研究和布置下一周的工作。在空旷地方开会，空气清新，又便于保密（防止窃听），可以敞开议论形势，研究问题。
赖亚力大使很有意思，为了保密，将经常接触的马里部长们按其特征起了绰号。如新闻部长身材高大叫做“大个子”，经济部长身材瘦小叫做“小个子”。大使很重视调查研究，他把大使馆的工作比作一只鸟，调查研究是鸟的身体，文化和商务是鸟的两翼。我们初来马里，对这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知之甚少，强调调查研究无疑是正确的。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全新而又神圣的使命，说实在我不太有底。好在组织无微不至的关照、领导们恰到好处的点拨，使我这个外交战线上的新手渐渐积聚了底气，增强了信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上对干部出国，尤其初次出国，好像女儿出嫁一样关怀备至，总是左叮咛右叮咛。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离京赴任的前两天，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姚局长专门约我谈了一次。那天晚上放电影，片名是《林海雪原》，姚局长说：“白天很忙，今晚我们放弃看电影，到我家来吧。”我们从7时谈到9时半，真叫促膝谈心。姚局长就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生活要求等，从原则到细节逐一提示，使我终身难忘。譬如，他告诫我在外交场合，对新闻记者一定要保持警惕，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要掌握好分寸。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我就掌握了这样一条原则：凡是和记者（包括我国记者）的涉外谈话，无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否，都要无损于我国。外交工作要打开局面，必须广泛交友，要取得成功，全在于自己择机识人，慎重地体察和把握。姚局长还说，为了工作需要，你们夫妻一同出国，大使馆里绝大多数同志是单身汉，在别人面前不要流露出夫妻间的亲密，要学会理解和关心别人。类似这些生活上的细小问题，他都考虑到了。后来我在实际生活中，深感这些提醒确实不是多余的。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真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感。临出发的前一天，部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邹大鹏也亲切地接见了我，他问我第一次出国有什么想法，我说：“感谢组织信任，出国工作感到很兴奋，一心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经验，感到没有把握。”他即以周总理25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例子来鼓励我。谈话中，邹副部长不提具体要求，让人情绪放松，使我分明感受到组织上浓浓的暖意和关爱，激励我从容面对挑战，让我感受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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