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大量的事实让他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一批肯千事的年轻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把他们看做振兴中国的力量”，并且相信自己“和共产党人可以一起工作”。当这样一批肯千事的人打下江山以后，他愿意留下来，希望和他们合作，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政权下，“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br> 西柏坡之行对叔叔来说是一次增加对其产党了解的机会。在去石家庄的路上，他亲眼目睹老乡们支援前线的粮队，“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这支队伍“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他还注意到，这些运粮队伍里“没有枪兵押着”。这个壮丽的景象打动了他，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力量、让他折服。他说，这是“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br> 解放了，叔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眼前的一切使他精神振奋，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给外国友人的一封信里表示：<br> 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br> 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我去访问过老解放区，回来以后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请相信我，在我看到具体事实以前，我不会相信任何人的话……我在新中国未看到任何排外情绪…“新政权在建设中诚心诚意学习先进技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薪金也提高了，这表明科学和知识受到重视。我们大学里没有人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课照样上下去，而且学生在课堂上比以前更守纪律。我的教学方法受到鼓励，即在我讲课过程中带领学生作实地观察。我还被聘请到北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以便发展城市研究工作。看得出，叔叔是打心眼里欢迎和接受到来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了，这不仅仅意味政权的更迭，对叔叔来说，还要过“思想改造”这一关。自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后，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叔叔承认，像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还是保守住过去个人主义的作风，在新事业里是插不上手的……就会到处碰壁。不改造，就只能退下去”。他诚心诚意地想改造自己，不要掉队。他说：“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他在《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这两本小册子和《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人民首都，人民当了主人》、《思想战线的一角》等文章里，表达了自己解放以来在思想改造中所受到的教育和体会。<br> 后来“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开展起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相结合，思想改造的“调门”越唱越高，逐渐变了味。清华大学有关领导，把这个运动拔高到“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高度上。有过亲身体验的王蒙先生说：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孝通叔叔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在1952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里，收录了他的一篇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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