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八月,我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求援黄鼠狼尾来到北京。我们“掖县苗家公社毛笔刷子厂”是一家社办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料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供应,我们只好背着花生米,提着芝麻油等土特产品,找亲戚、求老乡,四处求援计划外指标。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社办企业是属小鸡的,要自己刨食吃。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宽敞整洁的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一切,都令我是那么的向往。从我走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就高举小拳头,用清脆的童声,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的祖国,我们热爱您。”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北京。但是,面对今天的北京,我这个三十四岁的农民却是那样的无奈:住旅馆需要县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我们社办企业的介绍信,不论是旅馆还是招待所,一律不予接待。几经周折,在亲戚的带领下,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终于住进了一个单位的“内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只有四问低矮的西平房。每间屋里,有四张木板床,每张床上配置一套被褥、一个枕头。靠近门口的墙角,放了一张摇摇晃晃却仍然顽强站立的桌子,还有一个坐在上面就会吱吱呀呀叫唤的小方凳。桌上搁着一只铁皮网做外壳的简易热水瓶,桌下放着一个搪瓷洗脸盆。这些用具,是四位求宿人的公共用品,房间倒收拾得干干净净。当然,能住上这样的地方也是谢天谢地了,总比蹲火车站候车室好得多。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去求援原料的单位领导到外地开会去了,我要在这里干等三天,这可真急人,这三天干什么?游览名胜古迹,没钱。而招待所里,又没有电视机。思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喜欢写毛笔字,尽管写得不入体,怎么也能把墨汁抹在纸上,用这个活打发时间,倒也不失为上策。说干就干,我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支毛笔,用洗脸盆打来自来水代替墨汁,再到街上捡回几张破报纸,“文房三宝”俱全。不一会儿,报纸上跃起了水迹。报纸湿了,晾干;再湿了,再晾干;昏头昏脑地不知道写了多少遍,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招待所的大门口,看着潮涌般的自行车队,前轮咬后轮,后轮压前轮,追逐着自己的目标,想今天再干什么?我突发奇想,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会写毛笔字的人一定很多,去找个老师教我写毛笔字,再打发一天。
我回到招待所值班室,冲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值班员说:“同志,这附近有没有会写毛笔字的人?我今天没什么事,想找位同志,跟他学写毛笔字。”
我话音刚落,值班员头也没抬,甩出了一句:“出大门向右拐,向前走大约五十米,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位会写字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他家的门牌是几号?”
“不知道。胡同里住的人家不多,你走进去打听一下,就能找着。”
这位值班员,是一问三不知。我怕人家厌烦,不敢再问了,别忘了咱是“走后门”住进来的,处处要谨慎些。我回到房间,拿了三支毛笔,往背包里一揣,背上就走。按照值班员指点的路线,找到了这条胡同。当时,我来到北京,就像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摸不着东西南北。现在,此事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据我回忆,这条胡同大概是东西走向,我是从胡同的西口走进来的。胡同很窄,两边是残破的青砖墙和灰瓦平房。胡同打扫得干干净净,行人也很少。走着走着,前面又分出一条向南的更窄的胡同。我站在这个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哪里走?等了好长时间,从向南的这条胡同里走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我急忙迎上去问:“同志,请问这里有位会写毛笔字的同志,他家住哪个门?”
“向前走,路右边那个小门。”女同志抬手一指,一步不停地走了。
这两扇门实在是不大,似乎比我们山东农村的院门还窄,木门和门框上的黑油漆已经剥落殆尽,灰褐色的门板,记载着饱经风霜的痕迹。我走到门前,重重地拍了两下门环。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微笑着说:“您好,您找谁?”
这突如其来的礼貌使我愣住了,我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连忙也鞠了一个躬,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山东省掖县苗家公社毛笔刷子厂的,我叫李兆志。请问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位会写毛笔字的同志,我想向他学习写毛笔字。”
“请进,请进。”老人向后退了一步,用手向院子里一指,说。
我诚惶诚恐地走进院内,心怦怦地直跳,也没有注意院内有几间房子。老人指着北屋说:“我住南屋,今天在收拾卫生,咱俩到北屋坐吧。”
我随着老人来到北屋,房间不大,屋当中放着一张灰白色的老式方桌,可能是年代太久远,油漆的颜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露出清晰的木纹。方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和一只小紫砂茶杯,桌旁立着一把已经变成古铜色的京式藤椅,看来刚才老人正坐在藤椅上喝茶,这正是老北京人悠闲生活的典型写照。 老人连忙给我拿来一把藤椅让我坐下,又取来一只紫砂茶杯,倒上水,双手递给我。我连忙双手去接,慌忙中差点把茶水碰洒在方桌上。老人看出我紧张的神情,十分平和地笑着说:“请坐,请坐,不着急,先喝口水。”
我喝了一口水,怦怦乱跳的心也稍微平静了些,潜意识里,我确定这位老人就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抬起头来注视着老人:圆圆脸,面色白皙,神采奕奕,眼皮微微下垂,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弯弯的缝,好像一位慈眉善目的弥勒佛像。灰白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没留胡须。身上穿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袖口已经磨破,规规矩矩地补了一条小边,这条小边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楚。这身装束是当时北京老人的标准装。
老人看着我这个面容紧张,一身农民装束的青年人,满脸笑容地说:“这个院子里,住着我和亲戚两家,我叫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不知道您是不是找我。”
启功?这个名字真特殊,应该是姓启名功吧。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读过《百家姓》。失学以后,曾经走马观花地看过,怎么不记得有姓“启”的?噢!文人有用笔名或字号的习惯,老舍名叫舒舍予,鲁迅名叫周树人,“启功”也许是笔名。于是我连忙说:“启老师我是山东省掖县……”我把提前准备好的那几句话和今天早晨的经过,又照本宣科地重复了一遍。启老师听我说完如此莽撞的经过,脸上不但没有露出怪罪之意,似乎还泛起一些赞许的微笑,我的心情才慢慢地稳定下来。接着,我把“见面礼”从背包里掏出来,递给了启老师:“这是我们单位生产的毛笔,请您试用一下,提提意见。”
启老师双手接过毛笔,非常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提意见,称不上,我倒是很喜欢毛笔。”启老师把三支毛笔的笔套拔下来,用手慢慢地旋转着笔杆,把笔头仔细地环视了一周。又把笔尖放在舌头上慢慢地旋转,为的是把笔尖润开,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笔尖铺平,对着明亮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笔锋,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些笔修理得真好,笔锋整齐透亮,副毫衬得也很合适。”接着,启老师又轻轻地把笔尖捋好,用右手握着笔杆,把笔尖在左手掌上慢慢地转来转去,这个动作在我们行业内称为盘笔或者旋笔。也真是老天爷保佑,不管启老师怎么旋转,笔尖上没有蹦出一根“不维护团结”的笔毫。启老师盘完笔尖以后.十分高兴地大声说:“好,好!这些狼毫笔真是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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