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走到十字路口
一、中国的复兴？
我们面对着一幅世界地图，海洋包围着陆地，山脉、河流与平原纵横交织，分割着、簇拥着国家、城市和交通线。如果加入历史维度，加入在海陆山川之间，在国家、城市和交通线上发生的革命和战争、生产和贸易，静止的地图就流动起来。更进一步，如果把政治经济的巨大事件在地图上一一连缀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底层，深埋着一条条“历史的路线”。
在近代世界史上，从西向东，延续着一条“革命”的历史路线，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沿着这条历史路线巨浪般地向前传递着：首先是英国革命（17世纪），然后是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然后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与这条革命路线相反相成的是，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另一条“资本”的历史路线：环地中海（中世纪后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以及亚太地区（20世纪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焦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民族的社会政治潜力之后，也形成了新的异化和压迫。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和对非洲黑人的大规模奴役，而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济历史路线的汇合点。
近代，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始终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列强拥有蒸汽机、议会民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文艺和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先进性的取得和维系，又离不开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夺与压迫。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两面性也传递给了近代中国，使后者的社会变迁具备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殖民地，另一方面是一个封建社会转型为近代社会。其前景或者是一个完全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新型国家。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仅仅是上述两种变迁过程彼此交织缠绕而形成的一个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形态。中国革命根本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地图，成为中华文明从崩溃到复兴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获得政治大国身份并成长为经济大国的过程。2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到2050年，中国将重新回到世界各文明的前列，并恢复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国家的传统地位。当然，这一切仅仅是抽象的假设，因为中国的重新崛起将取决于国内外的多种变数，既包括国内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整合，也包括各民族国家和各文明的互动，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反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将造成世界范围的市场、资源、财富和权力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分配，加上随之而来的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大幅上升，将导致自1500年以来西方强行建构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彻底终结。西方之所以盛行“中国威胁论”，当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因果。
二、美国在两线作战
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围绕“美国战略东移”的议论一直是相关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话题，“五？八事件”更被认为是这一战略东移的试探和信号。随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关岛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主要针对中国的前沿部署也依次进行。小布什上台后，战略东移的迹象更加显著，从对台军售升级到南海撞机事件，“围堵中国”的战略步伐骤然加快了。然而，“九？一一”恐怖袭击从天而降。就在美国加快围堵中国的战略之际，却遭遇来自“伊斯兰文明”的狙击。这次突发事件的根源是：第一，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压制穆斯林国家，这可说是传统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文明对峙冲突的现代版。第二，美国屯兵海湾，控制海湾石油，通过扼控全球能源基地来控制世界经济，从而又一次与伊斯兰文明迎面相撞。围堵中国、支持以色列与控制海湾的战略，使美国同时面临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线作战”的局面。中国选择了儒教式的温和、忍让的长远战略，而伊斯兰文明则更倾向于采取以血还血式的直接的战术反应。1993年夏，美国著名杂志《外交》季刊以30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战略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文章以“文明冲突论”界定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强调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截止到目前，该文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关注，发表后所引发的争论超过了该杂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任何文章。一篇未能触及本质的文章是不会产生如此剧烈反响的。实际上，冷战后的历史，包括前述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在内，已经为《文明的冲突？》做出了注解。
三、文明的路线
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政治的冲突模式历经变化。首先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彼此结盟与竞争，两次世界大战以暴力的形式体现了这一模式。然后在冷战时代，东西方两大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构筑各自的营垒。在这两种模式中，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因素都被降低到最小限度。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化时代，同时，它又被标识为文明冲突的时代。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文明的冲突。怎样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扩张，从文化理念上讲，也是资本主义精神广披于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论述，脱离人的实际需要而将利润最大化作为人生的基本目标，这种“自然关系的颠倒”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资本的全球扩张意味着资本的生产消费方式消灭、取代其他类型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本身即包含了文明冲突的含义。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曾把资本主义称作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他说：“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中国在西汉时代就已拥有五六千万人口，而以当时的工具和技术条件，相对于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可资利用的资源仍然是有限的。因此，当时的中国就已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硬约束”促使统一国家采取了抑制地方豪强和商人阶层，依托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政策，包括后来通过科举制避免了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与欧洲封建制和印度种姓制相比，这种向中下阶层倾斜的政经路线堪称古代形式的“中左”（中间偏左）路线。另一方面，中国长期采取“抑商”政策，同时又不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既控制资本主义的成长规模，又借助其活力调节社会生产和物资流通，形成了古代版本的限制、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中华文明上述传统的政经路线及其“大同”理想和崇本息末的文化精神，对于今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今天，全世界的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无法回避。是为利润而生产，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从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源环境的崩溃，还是为使用而生产，关怀人类发展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或者说，是攀附英美文明，还是回归中华文明，这种更深层的“文明的冲突”，是我们在21世纪应当解决的。一旦这种文明发展方向上的“冲突”获得解决，后人面对的无疑将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
中国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的问题仍是精英集团的问题
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期的战略围堵，在经济上，采取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点的现代化建设方略；在社会管理上，建立了以厂矿、社队、学校等国有单位为中心的相对严格的管治型社会；在文化上，则实行了强调舆论一律的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这实际是一种准战争体制。到60年代中后期，在战争空气日益浓厚的形势下，以当时的“三线建设”、“三支两军”和“全民皆兵”为中心，准战争体制走向极致。但是不久，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国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西方国际社会被迫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中国的安全形势迅速改观，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准战争体制面临调整。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酝酿进入“救亡”之后的下一阶段，即“发展”阶段。
从历史上看，中共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曾经“高尚”过两回。第一次是在战争年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即达370万。在战争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因而夺取了天下（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弱势的政治集团，这很重要）。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共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例如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三次降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亦降至行政3级。这种同甘共苦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剩余被高消费阶层所消耗，这是旧中国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当中国社会即将结束准战争体制，而转入和平体制的时候，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中国社会的全面调整沿着另一个方向展开了。
在毛时代，中国主要进行了三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二是打破西方阵营的战略围堵，三是对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精英阶层开展持续不断的社会批判运动。如果说前两个方向的努力相当成功的话，那么，对政治精英及其他精英阶层的批判则严重失败，特别是随着批判运动的扩大化，到“文革”后期更是人人自危。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精英阶层自觉地放弃了以往频繁的自我批判运动。正是在此之后，中国的精英集团在新的历史时代逐渐出现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从80年代的官倒、恶性通胀和政治动乱，到90年代的吏治腐败、国企衰落、贫富分化以及在三农、就业、技术、金融、能源、环境、教育、安全等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说到底，仍是精英集团自身出了问题。9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领导层先后倡导“三讲”和“保先教育”活动，也正是着眼于精英集团内部发生的问题，希望有所解决。二、民主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
民主，或者说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为解决精英集团的问题开出的药方。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民主形式只有西式民主，而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多年来向往追求的目标。问题在于，西式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众所周知，实行西式民主比较“成功”的都是人均收入较多的发达国家。例如，2004年，美国人均GDP约为37610美元，法国为32300美元，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变乱频生的台湾地区，2004年人均GDP也近14000美元。这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是高度多元化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人都是“经济人”，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甚至是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民主体制需要有大体上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也就是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不能太大，就是说，这种利益分歧的大小必须控制在这样的限度之内，以至于完全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而不必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式民主通过“票选”来分割利益——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共同利益，这个基本矛盾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即垫高整个社会的人均财富，使底层民众也能有一个温饱有余的生活水平和相应的发展机会，避免“我发财、你挨饿”的零和博弈，从而维持一个虚假的“共同利益体”。这是在一个利益多元的共同体内较为“成功”地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因此，毫不奇怪，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都必须有一个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作为其经济基础。一旦这个经济基础出现问题，民主政治的那种繁荣、稳定和文明的日常表象也就荡然无存了。以最近的案例来说，由于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当地的基本生存条件，或者，由于法国移民社群的就业和生存条件持续恶化，于是都出现了原本似乎只有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才会发生的各种乱相。也就是说，当发达国家哪怕局部的物质基础动摇的时候，原本的民主宪政之类的制度文化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样，发达国家民主体制的所谓“成功”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西式民主并不是一种普适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由于对人均资源的过高要求，它特别不适于中国。因为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也就是以公共权力掌握有限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一方面以强制手段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整合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定限度的集权是必要的。这就是管治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源。
就目前中国来说，在推行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维持一个庞大、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的是，公共权力出现腐败，不能很好地履行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职能，甚至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扶持强势集团，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
80年代后期，中国曾出现过一轮追求西式民主的热潮，并最终演化为广场政治。同期苏联东欧也掀起了类似的民主化浪潮，其实质是：西化派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员利用一党执政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主导了群众运动，乘乱夺取政权。但是，这个“苏东模式”在中国并未成功，中国的精英集团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政治震荡中度过危机，化解了“苏东模式”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威权体制和平地向所谓民主体制转变，除“苏东模式”外，还有“东亚模式”。这种“东亚模式”的实质是，在威权体制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间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成长，在羽翼丰满后和平地接管政权。9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在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中国关于民主或政治改革的舆论背后，常常出现民间资本的身影。“东亚模式”是否将是中国政治精英正在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呢？
三、认清中国的历史方位
“东亚模式”一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无论是前军事独裁政权，还是民选政治领袖，都以美国为背景，政权是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完成交接的。而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按照小布什总统执政初期的界定，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是“战略竞争者”的关系。此前克林顿政府时期虚夸的所谓“战略伙伴”不必说了，实际上，小布什的这一界定也比近期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时所说的“Stakeholder”（共同经营者）要更贴近中美关系的实质。由于非同寻常的历史、幅员、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中国的发展注定将突破以美国为霸主的现有国际政经秩序。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以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为主导，整合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制造业、中国等后发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从美国的立场看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安于这一格局，中国将被永远锁定在“世界工厂”的位置上，由于整体利润微薄，国内因分配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将无法缓解。当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抵达极限时，国内社会矛盾必将由于经济增长停滞而爆发。
在中近期内，由于中国在航天技术及核技术领域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中国正在增长的常规军力也应可以遏止同周边国家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这样的安全形势下，中国应抓紧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在保持中低端产业规模，继续吸纳庞大就业人口的同时，应集中力量进行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研发，推动产业升级，挤占中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空间。这一点应无疑义。
第二，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规划和调控，翻转到政治领域，就是“共产党怎样驾驭资产阶级”。如何利用资本的活力，同时又限制其外部性。在资本与劳动日益分裂的今天，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检验中国政治精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在以上两点基础之上，尽快提高劳动阶级的收入，增加其就业，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之离开爆发的临界点。同时，尤其应对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项90年代的改革进行调整，停止劫贫济富的社会经济政策。
第四，要做到以上几点，作为政治精英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权力，就会出现权力的腐败，这并不奇怪。在今天中国人均资源匮乏、利益主体高度多元的情况下，西式民主非但不能解决公共权力的问题，反而将引发社会动荡。正如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不会危及生命，甚至也不会中断其工作一样。今天，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实际上处于“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现实主义的策略，设法提高现有的道德思想教育和法纪强制手段的有效性，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几十年来，中国国家机器已分别经历了来自左、右的“文革”和八九风波的冲击。另一方面，从正面经验看，自“98抗洪”到2003年抗击“非典”，政治精英仍拥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和管理能力，对比近期美国和法国在处理危机时的表现，尤其不必过于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以此概括自远古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谓“中国之中国”，是华夏民族、国家和文明在古代中原及周边地区萌生、成长和凝聚的过程，它起源于远古荒昧时期，成熟于西周封建制。所谓“亚洲之中国”，始于秦始皇，终于晚清，这是统一的中华帝国长期居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与亚洲各民族和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交往冲突的时代。目前，中国处在“世界之中国”的确立过程中，其最终形态，从政治制度到文化形式，都远未完成。这就是中国在50～100年内所在的历史方位。在这个历史周期完成之际，将是“世界之中国”的确立。这意味着，自18世纪以来由西方霸权主导世界的历史将彻底结束，现有的国际政经秩序将全面调整。完成这些任务，也就是未来中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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