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的哲学智慧
在中国方面也可用三分法，但不是依照历史的发展来分的。如就历史发展的时期来说，则首先表现的是春秋战国的精神，次为从西汉起所表现的两汉精神；以后从魏晋六朝至隋唐，受外来佛学的影响，形成佛学的精神。然后又由于佛学的刺激，引起儒家思想的复兴，更把杂家道家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宋明的理学精神。纯正的思想为春秋战国的思想，可与西洋的希腊比拟；两汉以后的局面，一方面开辟行动的领域，再进一步转变为道德的世界，为中国的罗马时代；而后汉起至隋唐，可说是中国的中世纪时代。
但我们用的三分法不是这个三分法，而是牵涉到哲学的估价方面的三分法，两汉的实践精神是了不得的，但从哲学知慧方面看，则是最低潮，除了许多经生抱残守缺之外，不能发挥创造精神。董仲舒非思想家，但却是儒家毁灭后的僵尸，再加上杂家的思想，又合乎汉武帝一人的口味。这样一来，中国思想，表面上定于一尊，实际上把春秋战国的活泼泼的思想宣告死刑。传下去至王充，思想上根本无表现。故尽管两汉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很大成就，但只是罗马式的成就，是实践上的成就。
魏晋六朝除了文学艺术方面外，哲学上佛学上有重要发展，但中国本来的思想反变作客位。佛学思想的成就不足以代表中国本来的生命精神。唐以后，开始对佛学反动，中国人从哲学上逃到艺术方面去，这是另外一种境界，是艺术世界，不是哲学上的智慧。这样出现宋代的道学，后来叫做理学，后来又叫心学。近代中国人讲哲学从这里出发，一派从程朱出发，一派从陆王出发。我对这种精神不顶赞成。就其本身言，有其很高的成就；但从历史上看来，则有其弱点。中国本来的自由自在的创造精神，发现广大宇宙的整体而不受狭隘支配的气魄，没有保留；另一方面，汉代的文物典章制度的精神，也没有保存，而局限于道德世界中。诚然在这方面，宋人有其贡献，然而他们在这方面，不是表现其发皇的道德，借用黑格尔(Hegel)的话来说，这种道德只是Siffen(习俗)，而不是Moralitat(德性)，把道德世界凝为定型，恪守成规，是守成的精神，而不是发皇的精神。唐以后至宋，连政治上都失去了创造精神。我们看出其中的一个缺点：对于一切可能世界不敢活活的去创造，连实际的行动，都被严格的道德诫条所限制住了。这样，对于中国将来的生机成为很大的阻力。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