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晚年生命形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讲儒家中庸之道虽然是以天道为最后的最高的依据，但是它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皈依于超越的上帝，而是最终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一个人本着自己善的本心，直心而行，就是通达了天地之大道，人在这样的状态中也就达到了情感的和谐。汪曾祺晚年注目于日常生活，并且用审美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平凡的日常生活因其审美眼光的点化而焕发出诗意的光彩。他谈花草，把种葡萄那样的农场生活也写得诗意盎然、天人合一（《葡萄月令》），塞上沽原画马铃薯花的经历也被写得安恬、本分而自得；他谈吃，在他的笔下，朋友母亲制作的咸菜都让人垂涎欲滴，高邮咸鸭蛋因为他的推介而闻名遐迩；他谈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充满了浓浓的情意和乐趣。汪曾祺之所以能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日常生活，在于他仁心贯通，是以一个蔼然仁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这正是我们在中庸之道和中和审美意识中谈到的，不管是中庸之道还是中和审美意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贯通内涵是“仁”。汪曾祺不是没有经过生活的坎坷，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人生修炼，到晚年的时候，人生的沉哀都被过滤，剩下的是一个儒者的蔼然仁者情怀，汪曾祺是用温情的目光来看待人世的一切。这种对人世温情的欣赏的态度，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情感表达的温柔敦厚。很多人喜欢看汪曾祺的作品，感受到炉火纯青、心灵安稳的感觉，就在于他描绘的生活、情感都是非常安详的、诗意的，深刻地体现了儒家对艺术情感表达的要求。过去，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改造国民性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现代焦虑，在这种心理定式与思维习惯下，我们有时候把一种艺术的审美情感与现实的生活态度画等号，从民族性的保守、懒散角度对汪曾祺之类的作品给予非难，时过境迁，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汪曾祺的作品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品可以为人们提供心灵的安息之所。
孔子希望君子达到的三个品格是“仁、智、勇”，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所以在儒家文化中对君子的评价有仁者、智者的区别，仁者、智者都具备“仁”的品格，但是智者更具有一种深刻的洞察能力。仁者、智者这两种中国文化孕育的文化人格在新时期老一代作家身上，依然有奇妙而深刻的体现。如果说汪曾祺是一个仁者，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要考察的杨绛就更具有智者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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