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见我不期而至，而且送来了这部书，果然喜不自胜。他一个劲地问：哪里借来的？怎么借到的？还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了有关《资治通鉴》的版本知识。后来岳父曾多次提起此事，并回忆说：“我一下子像贫儿暴富似的，欢喜得不知其所以。”可见能借到《资治通鉴》，当时对他来说确实是件难以忘怀的事。
《资治通鉴》和《苏东坡集》等，都是岳父早年就读过的，但在那时却显得那么珍贵。他不敢大口吞食，舍不得一口气读完。为了尽量延长阅读的时间，他采用了细嚼慢咽的品读法，有意识地控制阅读速度，对每天的阅读量作了大致匡算和分配，一天限读一段，不随意超量。他甚至把小时候祖父教他们读四书五经的带读法（即在第二天上新课前必须把第一天读的内容背出，第三天上新课前又必须把前一天或前两天读的内容背出，以此类推。这种以旧课带出新课的教学方法，叫带读法）也用上了，一天读一段，读上三五天后，再用一天时间把已读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遍。这样，每隔三五天就能增出一天的阅读时间，等全书读完时，不知增出了多少天的阅读时间，同时也不知把这本书读了多少遍。读完一册调一册，全部读完后再从头读起，循环往复，又不知读了多少遍。也真亏得这些书，陪伴岳父度过了在农村的最后几年时光，使他精神上的饥渴和痛苦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粉碎“四人帮”后，借书的路子逐渐多起来了，借书也变得容易些。教育局开始为农村中学每年配一点图书，我所在的学校有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尽管图书数量很少，品种也极其有限，但总算能借到一点书了。我记得，曾为岳父借过一部新出版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岳父读后发现有许多校勘错误。他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一条一条地加以订正，足足有二三十页稿纸。誊清后，寄给了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结果毫无反应。那几年里，岳父还用从《参考消息》上获得的素材，写过一个讽刺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寄给了复刊不久的《电影文学》杂志，当然也是石沉大海。岳父写文章没有留底稿的习惯，这个电影文学剧也是如此。我想，它大概早在寄到杂志社时就被处理掉了，再无重见天日的可能。
岳父重返工作岗位后，闹书荒的岁月终于结束。在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写作，也不停地读书。最近两三年，由于身体原因，用于写作的时间逐渐减少，而用于读书的时间却日益增多。特别是去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问都用在读书上，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手不释卷。《鲁迅全集》是岳父每年至少读一遍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是他案头的常见书。前两年，他还专门花时间读了《卢森堡集》。岳父有个习惯，朋友们赠阅的新作，都是收到后就一口气读完，不像有的人那样，随手一扔而置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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