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的魏晋风度
冯仑，陕西西安人，1959年出生。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众所周知，冯仑在地产圈子里一直以思想家著称，但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是有所不屑。事实上并不是我对冯先生有何见，我甚至认为，由于国内企业界学院出身的企业家少之又少，给冯先生冠以思想家的名头，或许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心理焦虑，但如果真正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要求冯仑，我想他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理由有三点：
其一， 我固执的认为， 最近几代中国人中出不了思想家，无论是人文思想，还是企业思想，我们既没有前沿性的观念体系，更没有接受严谨的思想方法，我们都是被耽误的几代人，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其二，中国企业建设到目前为止，连元制度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过去的30年内，所谓的企业家们都是一方面在蝇营狗苟中寻找生存机会，一方面在体味有钱人的简单快乐。我这么说，并不是谴责企业家群体，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他们左顾右盼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动力。但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企业发展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范式，我们的企业家整体意义上，可能还只是政府管制的一个附庸。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一个连基本独立思考空间都还不具备的群体，是绝对出不了思想家的。
其三， 我在冯仑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习气。中国人的江湖习气由来已久，它只是这个扭曲的社会结构里潜行的某种规则，无论如何达不到思想的层面。包括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在不同的场合下，三句话之后，必
然要提到女人，而这本有意思的书，冯仑像模像样地写下自序，标题竟然是：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的脱。
不过我一直不能肯定冯仑的江湖气质是否出自他的本意，可能仅仅是他不得已为之的姿态，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其喜笑怒骂之间，可能藏有更大的关怀。比如我读他的书，总是能很容易理解，他强调的是这些年他和他这代人的清白，他还强调了他在书里说的都是真话。清白与否，也许需要历史以后做出证明，但冯仑努力讲真话的姿态，却是跃然纸上。
把《野蛮生长》当成冯仑的思想史阅读，显然有点拔高。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书里，大面积体现了冯先生的风度，魏晋风度，笑谈之间，多少家国忧患，都在其中。这绝对是一本没有装腔作势的书，是冯仑的个人口述史，是冯先生站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中国企业近30年的发展，作出的一个小规模的见证。
冯先生甚至猜测到了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在封底写下了他的所谓自言：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这有点像冯先生的自画像。我和冯先生是有过接触的，直接的，间接的，曾经还写过案例“骂”过他，现在看来，当时我说的是“冯仑倒退”，洋洋洒洒差不多10000多字，又是数据，又是模型，竟然不如他自己一边开玩笑一边写下的这些略带自我嘲讽的感性句子。
这所有的自我嘲讽中， 我最欣赏冯先生自我界定的“傍大款”。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认认真真的分析过他的“傍大款”行为。那是冯仑和天津泰达的合作项目开始之后，局外人都能看到，冯先生是拿不到土地了，只好曲线救国。但思想家名头下的他，硬是折腾出“要在国有、民营和外资这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制造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光辉形象。我大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冯先生亲自导演的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是一种体制倒退。
当然，有人陈列出冯仑导演的“新公私合营”与当年的不同之处，认为今天的公私合营是用市场交易的办法，在股权结合，资源整合的高度来演绎的，就象冯仑，他是自觉自愿通过增发新股让国有企业泰达进来。面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审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私有化的效果是显见的。政府从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可观的财政力量，并建立适应全球化态势的新式制度，它的发展态势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从而形成“新兴资本主义”的超稳定状态，并以私有产权的力量促进全球企业的购并与重组。而在另一个层面，大量不同形态的国有企业演变成私人企业，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态势。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兹提出“有效率的财产权”，也从效率的层面阐述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而另一个疑问是：诸如天津泰达这样的国有企业，真如冯仑所言，有那么美好的制度性力量，值得冯仑这样的所谓思想家去学习，去参与，去膜拜吗？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
苏小和：关于当下的中国私人企业，我愿意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视角来思考。陈志武教授喜欢把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企业作为案例来分析，比较当时的私人企业和今天私人企业之间的环境异同，方法异同；而1950年代公私合营时代的私人企业遭遇的挫折，可能最能代表中国私人企业的某种命运。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私人企业有限度的复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应该具有的生态。这当然是三个有启示意义的时代，我们的希望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彷徨也可能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究竟是信心十足，还是左顾右盼，的确是一个问题。
冯仑：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来源于几个部分：第一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这实际上依然还是官主导的市场经济，它的主要资源来源于官，这些机构的发起、设立都源自官。后来，这一部分民营企业逐步演化成现代包括共产党进城以后的一些国营企业的前身，比如汉阳兵工厂。到了民国时代，又多了一种，即由买办转化成创业者进行创业，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唐骏之类，职业经理人都是最后出来创办公司，所以相当多的人都由买办转化成民营企业家。最初替洋人打工，成为高级经理，积攒一点钱后自己创业，做一些与原东家差不多的生意，这是一种路径，换句话说，这是由洋人孵化出来的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另外，就是由割据军阀和地方政府扶植起来的民营企业。当时生产与战争相关产品的民营企业都得到军阀的支持，如织布、煤油灯，猪鬃等，除此之外，便无其他。再往后少量的草根性民营企业开始出现。总体来看，清末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不属于草根，它们都有官府的背景，生存条件比当下的民营企业还要好，所以不能与今天的民营企业相比较。
相较而言，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当属抗战前后的那一部分民营企业，那个时候由于战争，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民营企业或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是1927年至1937年，这期间民营企业发展的数量非常多，草根的民营企业数量也开始增加，但随后的抗战搅乱了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1949年之后，这些民营企业被全部归公，1956年后，民营企业消失殆尽、归零。1978年民营企业又重新开始，直至今天。这是中国200年历史以来，民营资本唯一能够超过十年连续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异常珍惜这个时候的原因。从开始抓投机倒把直至现在，也就十几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现代的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源自草根。1978年以后，国营企业不做或是政府不想做，做不了甚至做不好的事情都被推给了民营企业，这其中包括人，返城后无工作的知识青年，政府、国营企业富余的劳动力，劳改劳教的两劳人员，都被完全推向了社会，人们被迫去炸油饼、补鞋、开餐馆，时至今日，很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走计划经济道路的国家依然还在重复这样的老路。最近，朝鲜允许小商小贩的存在，其文件规定更年期以上的妇女可以摆摊，换句话说，45岁以下的妇女不能出门做生意。这样的故事跟我们当年有些相似性。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于草根，发展到今天，仍然徘徊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下游和末端，在大量的行业中，民营企业自始至终都未进入其中游和上游的部分，始终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几十年民营企业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真正受益的是国有企业。在这么几十年里，国有资产呈几何倍数增长，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的结果，使所有人受惠，使所有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更重要的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
苏小和：从你的陈述中我能不能判断，你的意思是认为这一次的私人企业发展会有某种持续性，也就是说，你对中国私人企业未来的成功系数保持乐观？随着物权意义的扩张，中国私人企业在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内会越来越好？
冯仑：我并没有说它一定会成功，从中国历史大的循环逻辑来看，没有充足的信息能够表明现在的产权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只是抱有谨慎的乐观。由于这种乐观，我相信鉴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往回走的成本十分巨大的事实，整个社会的领导人会基于理性，在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后，不会任意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几百、几千年以前，这个对于历史发展轨迹的坚信不容置疑，但现在这样的信心很难找到，特别是近一百年，这种信心更加微弱。
苏小和：那就以您个人的眼光做几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柳传志，他身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PC产业，它与媒体、金融等官家垄断行业几乎毫无关系，可是到今天为止，柳总个人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冯仑：我觉得，从计划体制，从过去僵化的社会体制逐步转化到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所行走的路径与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场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国的路径也非常复杂，从复杂中寻找规律需要极大的耐心。另外，中国人本性温和，再加上比较中庸的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过急。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做事的方法大概是东北人的两倍，性格比东北人急躁一倍，他们直接从产权，从上游矿场、金融包括媒体开始进行改革，而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今天，整体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看好，社会也开始纳入正式轨道。中国自有中国的特性，但现在不管通过什么路径，最终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个开放、法制的社会体制。
苏小和：如果从企业的维度，而不是从体制的维度看，你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过于妥协，保守，过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这几代企业家，仅仅是一些赚钱的工具，他们应该不会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企业发展的范式。
冯仑：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具备一切探索的精神，他们进行着所有的尝试，也许正因为想拥有所有的尝试机会，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委屈地活着，这也是尝试，这就相当于当一个人遇到歹徒的时候，他会反抗，但当是十个人遇到歹徒时，却无人反抗，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人遇到歹徒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会进行尝试，因为这个尝试，他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但当十个人同时遇到歹徒时，人们就会认为如果自己经过尝试存活下来，那么其它的人就会失去存活的机会，即自己的存活是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他不知道另外九个人到最后并不会因为他的不尝试而存活下来，这就有点类似于新德勒的名单。
苏小和：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
冯仑：奥斯维新也是如此，二战时期，纳粹份子将人一批批送进毒气室，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集体暴动，未被选中的人都认为这次去的是别人，自己还活着就行。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意识就是如此，所以它们就要委屈地活着，或者说要艰难地奋斗着，或者说带着幻想和希望憧憬着，它们都是这样慢慢地一路走来。
展开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仅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力下求生存。苏小和的这本书，堪称当代中国企业家生存状况的一面镜子。
——著名经济学家 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