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央是不相信、不满意的，我就是相信毛泽东
1935年初，大风暴来了，残酷的镇压开始了。上半年地主还没有回来，敌人用欺骗的办法想把局面稳定下来。2月底3月初，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开始编保甲。五六月后，地主回来了，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算、倒算，把妇女卖到广东、湖南。地主说：“你们在这里搞了十年，赔了我十年租。现在你们什么也没有，我就得卖人。”女孩子可做姨太太，不肯就卖，再不就杀。抓住共产党就严刑审问，问哪个是村书记、哪个是乡书记、哪个是区书记、哪个是共产党员。要是供出三人，保你不杀头。地主逼着老百姓把房子修起来，他们高兴到哪家睡觉就到哪家去睡。对付这样的敌人，群众搞了一些反抗。因没有武装配合，搞不起来。也出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很坏，他们告密了，群众遭到残杀。
那时候，项英天天打电报，要方针，要指示。那边总是不回报。今天打了电报不回，第二天再打电报。后来那边要这里把中央苏区敌后情况告诉他们，但就是没有指示。项英那时拿中央局的名义不行，因为组织对组织不好。他就拿个人的名义，可以发牢骚，说：“你不能置之不理。“我是政治（局）委员，你们怎能这样不理我！”我那时说：“人家也紧张得很，一天到晚行军，要吃饭，要走路，哪有时间回你的电报？不要去麻烦了！即使他们有两三天休息，也要几个同志开个会谈谈，才能回你的电报。连开会的时间都没有，怎能随便回你的电报？搞垮了，他们要负责任的，他们能想的办法，我们也能想，我们不能想的，他们怎么能想？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怎能考虑你的事？我们倒还可以想办法，因为当前的情况我们清楚，有多少县，有多少队伍，我们都了解。”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报喜不报忧，何必打那个电报呀！你老说我悲观失望，我看你才是悲观失望哩。”又是吵架。这个人真顽固，不听劝。劝得很了，吵了架他还会报复。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野战军的胜利上。
遵义会议后，野战军来了两个电报。一个是讲遵义会议的情况。电报很简单，大意是中央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的全部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因博古等负责同志在军事上的单纯军事观点，致使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任，这是严重的失败。但不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只有五个人）。另外一个电报是说，你们的所有电报都见到了，因为忙，不能回你们的电报，要谅解。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电的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搞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现在我们还很困难，野战军也有困难，能不能走还是个问题。这是收到的最后的一个电报。项英得了电报很高兴，每一次讲话他都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我说：“我看了电报，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哪里有什么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没有联系的？中央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影响了军事上的错误。”他说：“你对中央不信任。”我说：“我对中央是不相信，不满意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时候搞得这么大，一次反‘围剿’到四次反‘围剿’都有办法。你们中央一来，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苏区给你们搞垮了。你还说对他相信，你不要自己哄自己。”他说：“你这个人真怪，现在是非未定。”我说：“这个电报证明我的意见对。要自己想办法，不能靠野战军。哪里只是单纯军事上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的？失败就是政治上的错误。我现在就是希望毛泽东同志上台。他这个人懂军事。五次反‘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他说：“你这完全是迷信个人。”我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以后队伍带得很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怎么会有威信？现在毛泽东出来了就有办法。”
原来我们还打算搞回中央苏区去，就是乘敌人南下之机，我们北上，搞到兴国去，这个办法最安全。敌人在于都南部大搞，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一下子搞到敌人屁股后头去，他们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我们这一着。但是这打算给敌人知道了。有个大叛徒告了密。这个叛徒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谢然之（现在台湾）。我们讲这席话的时候，不晓得他已经叛变。当时把他埋伏在老百姓家里，他打埋伏时看到我，看到项英。我对他说：“你去打埋伏，就是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许多好处，但也有个坏处，就是要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那个时候要我兼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出去不到几天就被抓住了，抓住以后就叛变了。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一下就能抓到。”敌人从飞机上撇下的传单是谢然之的口供。传单说，你们要能抓到项英，陈毅，奖给五万元。项英说：“应该把他抓来枪毙。”我说：“不要，枪毙不了那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毙不了那么多，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了那么多。他叛变是他的事情，不能怪我们。我们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们抓到？共产党员要不怕死就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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