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经济的全球化
这段时期，农村没有出现驱使农民改变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力量。然而，却发生了缓慢变化，其一因为当地经济向生产和贸易进一步私有化的模式转型，其二因为巴勒斯坦在跟欧洲经济体系整合方面犹豫不决，而这种整合是欧洲资本家和奥斯曼改革者所渴望的。整合进程像巴勒斯坦农村的晴空上漂浮的一片乌云。“进程”是个神秘的词汇，图表上容易绘制，日常生活中却难以看到。虽然外国人是这一“进程”背后的因素，而巴勒斯坦民众更熟悉的奥斯曼统治者也参与其中。
有别于传统版本中“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的是，“进程”一词含糊不清，该地区现代生活的开端并没有明确日期。有了改变现在生活方式的愿望，就有了变化。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变化，都可以称为现代巴勒斯坦生活新阶段的开端。第一批寻求变革的人来自外界，第二批则是当地精英。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力量就急切地想进入巴勒斯坦，或将其纳入欧洲经济。结束战争的巴黎和会为欧洲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行省投资和牟取暴利打开了大门。从此，外国人获得购买土地和财产的许可，朝圣者推进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的繁荣。外国银行家、商人和其他经济变革的推动者随着资金涌人巴勒斯坦，寻求一夜暴富。开始成型的经济新秩序对巴勒斯坦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不仅将这个国家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单元，而且改变了生产模式和手段。
对于相对富裕家庭和已经卷入金钱贸易的成功的城市精英来说，外界的压力正符合提高生活水平的本能愿望。巴勒斯坦有些地方的商人、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试图不断地积累财富，而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现存的平衡偶尔也发生了改变。然而，直到1856年，这些变化只是发生在公认的社会体系之内，那里行为规范得到承认，根本的权力平衡得以维持。不顾这些准则并注意到来自欧洲的挑战的首先是巴勒斯坦商人，他们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也有个别犹太人。这些沉默至今的人们苏醒了。长期以来他们不仅面对财富困窘，而且人数也有所增加。其中，耶路撒冷的希腊正教社区首先采用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城市中心因此出现了死亡率降低而出生率升高的现象。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