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巴金1978年后陆续写成的《随想录》和一些“哀祭散文”都表明要向“伪我”决裂。巴金的《随想录》的关键词是“悔”，后悔过去的“无自我”，忏悔曾经的“伪我”。《干校六记》与《随想录》的区别在于作者不忏悔，是以“我还是依然故我”的姿态记这记那。这个“故我”很顽强。她之顽强倒不在于她面对干校的繁重单调的体力劳动能挺住，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自我的顽固，连半点妥协和勉强都不行。书中曾记一件事，写的是作者要为一位未婚女青年的父母代笔，给在部队里当战士的未来女婿写回信，竟是：“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作者的“故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士”，任凭怎样“九蒸九焙的改造”，“我还是依然故我”。《干校六记》或明或暗地显示了作者特有的一种高贵的倔强。
杨绛的叙事语气是不动声色的。如她写女婿的自杀，并不带有控诉或者愤怒的情绪，而只是淡淡的一笔：“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接着写她自己下放干校，阿圆送她上火车，“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并无多余的语言，但我们读来分外的凄凉。同样的笔触随处可见，再如她写在干校自杀的一个男子，被埋了之后，下雪了，作者写道：“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平淡得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好像风雨欲来的样子，作者联想到了什么吗？她也许想到了自杀者的可敬与可怜，也许想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但她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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