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吃饭，清华大学的领导对待初建的跳水队就像对待一个新生的孩子一样呵护关爱，处处提供帮助和扶持。
1999年，伏明霞参加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全国冠军赛，向奥运会挺进。清华大学为此特地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杨越去打前站。等我和伏明霞到达济南，下了飞机，车子已经等在机场门口。团委书记亲自来接，在车上一路向我们介绍食宿赛场的情况。到了驻地，房间已经安排好，各项的费用手续等也已经办妥。我们要做的只有赛前的训练以及比赛，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虽然比赛的压力还是在，但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只有比赛的压力。
清华跳水队初建的那些年，我们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日常的生活中，大凡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需要怎样的支持，只需要给学校打个电话。要人解决的，相关的人会来；要物解决的，相关的物资可以到账。在北京训练的时候是这样，到外地去比赛也是如此。因为后勤的服务十分周到和便捷，我有时候会有仍然在国家队的错觉，甚至比在国家队的时候更受关注。在国家队，我们的任务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取得成绩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除非是在世界级的比赛，比如奥运会、世界杯上获得奖牌，组织上会有兴师动众的迎接；一般情况下，赢了也就赢了，好像你就是应该赢的，所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清华，初建队的那些年，只要有比赛，不管输赢，都是兴师动众。从1998年清华大学跳水队建队，到大约2001年这三年间，情况一直是这样：我们出发去比赛，学校派车送，而前方早已有人把一切都准备好；比赛结束回来，学校领导去接，满脸的笑容，满怀的鲜花。每年的年末或者新年的年初，清华大学体育代表团在一起联欢。清华的领导们应邀出席，席间，当时的校长王大中、书记贺美英都会和我握手，对我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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