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羽潇，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硕士，主要研究广播电视新闻学与近代新闻史，受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影响开始关注晚清及民国历史，从新闻学角度开拓史学研究新视野。曾参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化与西部开发、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社会性别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等课题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工作于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凤凰卫视等媒体，善于以镜头聚焦真实的历史，以故事演绎历史的血肉，冷观大是大非的世界，挖掘大黑大白的人性。现工作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2007年获得中国探月工程突出贡献奖章。

　　《民国刺杀疑案》从1911年清朝覆亡，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这38年被称为民国时期。穿过历史的层层雾霭，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那蒸腾在中国大地上的缕缕杀气掩盖不了思想启蒙的生机萌发，昏天黑地的血雨腥风中又有温情流动、侠士风流。这其中，作为政治纷争工具之一的刺客，演绎了别样的精彩。
　　那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无疑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时代。从这些散落在民国历史中的刺客故事，你可以看到荡气回肠的英雄，也可以看见骇人听闻的历史秘闻；可以看见蝇营狗苟的权利纷争，也可以看见生离死别、成败得失、恩怨仇恨、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

　　2月2日晚6点，应桂馨在致赵秉钧的密电中说自己已经向日本方面购买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隐秘历史，诸如黄兴的生活隐私、宋教仁的诈骗案等，可以把这些人搞臭。2月4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说“来电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色颇喜悦。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2月8日，洪述祖急不可待地追问应桂馨，宋教仁之诈骗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在2月11日的信中，洪述祖进一步通知他，“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然而，应桂馨对此一再拖延，洪述祖才恍然大悟，知道这都是应桂馨为邀功捏造的，宋教仁的名誉无法毁坏，所以不得不转而指示应桂罄直接杀害宋教仁。
　　此时，宋教仁的政治活动愈加频繁激烈。2月10日，他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公开抨击北京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点了袁世凯和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唯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在外交方面，“时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不知是何思想”。
　　宋教仁发表言论，说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贫，端在我党有志之士”。此后，他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演讲中，对政府的指斥又有发挥。
　　3月9日，在南京的宋教仁更对各种纷争问题发表意见：“总统当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国民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此种观点与袁世凯的主张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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