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外交风格的确颇为《胶州报》所诟病。朱淇的论说《读左传》①就官场上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因为没有读外国书籍而导致在办理外交时产生隔膜，提出读中国古书《左传》可以对办理外交有所裨益。他以《左传》中关于战国时期郑国子产办外交②的记载为例，说明办理外交应该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据理力争，不能怯懦。“今日之办交涉者，唯恐措辞劲直，触外人之怒，此真是懦夫。夫今日外国虽强，中国虽弱，然较之郑之于晋，其强弱之不敌亦不过如此。观子产之明目张胆，面揭晋人之失，可见毋庸怯懦。”“办交涉之法，全凭以礼与理二者，及待之则人自悦服，非可以行贿取媚也。以行贿求媚不特无益，适足见轻耳。”二要了解外国的历史掌故、祖训、法律、约章，唯有这样才能在对外交涉中据理力辩。三要选拔了解外国情况的博学之才办理对外交涉。这篇论说指出了清政府外交中存在的三个弊病，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方法。<br> 朱淇另一篇论说《论中外政治本原之异》③则针对清廷王公大臣太后后妃公主福晋都以应酬使馆公使参赞随员及其夫人子女为务，指出其意固然在于联络外交，用心可谓良苦，但“我国在上之人全无政治思想，不知立宪与专制其政治之本原既异，则其应事接物之交际与日常往来之习尚亦迥然判若天渊，以待中国人之手段待外国人，适无疑方柄而圆其凿也”。朱淇分析，中国的势力全握在国君手里，大臣势必不理喻民间舆论而以巴结君王为能事；而立宪之国权在议院，议员因为选举受舆论影响而不敢不尽职其守，没有巴结逢迎的习俗，“今我之王公大臣妃主福晋以中国官场交际之术联络外国，以为外国之人亦可以巴结应酬之术笼络之，将以为今日之所谓外交学问亦不出此巴结应酬四字范围也，何其无识而可笑也！”朱淇进一步强调。<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