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乃至整个东方学界的泰斗人物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在1906－1908年间的西域探险期间，从新疆与河西走廊，尤其是从敦煌劫取了大批汉文和多种民族文字的写本、幡画与其他文物。其中特别是有大量敦煌藏文写本。对于这批敦煌写本的研究，形成了法国藏学界的一大特征，甚至是法国藏学研究的一个超长领域，为法国藏学界增色不少。换言之，敦煌藏文写本造就了法国数代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学家，正如敦煌汉文写本和其他民族文字写本（回鹘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也造就了法国一大批汉学家、突厥学家和印一欧语系文化的专家一样。究其原因，正如伯希和在敦煌劫经之后曾洋洋得意地宣称的那样，“从此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档案和原始文献研究中国了”。

    由巴科等人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发表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pt.1 286号是一件宽25厘米，长92厘米的长卷，由三件残卷对接而成。第一件残卷（pt.1 286，1和2）本身的开始处就有剪接的痕迹，其上部是另一件卷子的几毫米长的残留部分。这就是说，卷子的前几行可能并不是真正开篇的地方。前5行（1286，1）有一部分尚可认读，前面附有一自然段开始的标志，接着又是相当于15行文字的空白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没有收入这一部分内容，但拉露小姐在《封地、毒药和医生》第161页和《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目录》第3卷第2页中解读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文字。下面的三段，即pt.1 286号写卷第2节第6～29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80～81页第6行），第3节第30～41行（同上引书，第81页第7～26行），第4节第42～69行（同上引书，第81页第27行至第82页末），前面各自都附有一个段落起始符号。前两段的后面有剪贴的痕迹，在行末又附有两条长竖线。pt.1 286号写本第3件残卷中的第4节已经不太完整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其结尾处是吾东木赞，也就是朗达玛赞普的别名。笔者本人对于敦煌文书中藏文写卷的字体并不太熟悉，所以很难确定这四部分是否是同一人所抄写的，但后面三部分（第一部分不太明显）都是以精心书写的蝇头小字开始，然后越写越潦草，到了末尾字体就变得很大。因此，这三个部分即使是由同一人抄写的，那也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断断续续抄成，最后由辑录者、抄写者或其他什么人重新组合起来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不同的片断是否能在逻辑上和年代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呢？或者它们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独立文书，后来才被编纂者多少有点武断地拼凑起来的呢？

法国对敦煌藏文文书的研究与麦克唐纳夫人的贡献（代序）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附录：“祖拉”与吐蕃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