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志，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者。生于淮河沃土，学于黄河故都。年少时信仰万物有灵，在哲学世界挣扎。年长后向往漂泊人生，在亚洲大陆漫游。曾任职学校、企业，负责过多个大型地产项目。一直有意于组织战略和文明兴衰，长期研究黄河文明，著有《大学战略：基于河南大学兴衰的研究》、《百年豫土》、《管锥河南》等。

　　《大团队》是一本用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与现实的大众读物。在“大团队”这一概念的统领之下，《大团队》运用丰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一个个有着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文化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洋务，维新，革命，北洋，黄埔，红埔，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等都被归类于大团队。
　　《大团队》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析了大人物领导的大团队影响时代、推动历史的方式，人格的养成、群体的聚合、历史的拐点，在《大团队》中都有案例式的呈现。

　　湖湘实学：从王夫之到魏源
　　曾做过岳麓书院主持人的朱熹在办学时提出过一个学规，传播很广，影响巨大。该学规的内容包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准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四、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学思想的基本要义。岳麓书院作为儒学重镇，既传承了理学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讲求实际的特色，追求内圣外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受书院山长吴道行影响，王夫之兴趣广泛，山川、食货、典制，都喜欢研究，他还与同学创办“行社”，强调躬身实践。王夫之是一个卫道士，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清兵南下，王夫之以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后，为躲避“剃发”，王夫之改名换姓，四处流亡。后来隐居于山乡草堂，拒绝清廷的利诱，钻研学问30年。王夫之著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内容广博，见识高深，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认为天下惟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行是知的基础，知行统一。王船山还强调纲常伦理，推崇豪杰人格，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许，体现出了巨大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
　　在清代，学界盛行考据之风，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考据在清代的兴盛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岳麓书院则偏居一隅，与学术潮流拉开了距离，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朱熹、的理学与王夫之的实学一直在湖南学人中流传。岳麓书院的主持者明确要求学生修炼道德、研习经典、关心实际、经邦济世。湖南籍学人王文清前后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在教学方面强调经史和时务。上任伊始，王文清就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有：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王文清把经书作为经纶之源，以读史来解除困惑，他还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因此，岳麓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史，又明达时务，有境界，有本事。
　　继王文清之后不久任山长的罗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罗典将修身与济世结合起来，提出：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罗典做过御史，对政务非常了解。他的学生严如熤只取得“优贡生”的功名，但却成了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官员，官至按察使。严如熤不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和民俗，他写的《苗防备览》对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严如熤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对沿海的防御产生了兴趣，编纂了《洋防辑要》。严如熤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岳麓书生注重实际、经邦济世的传统。
　　在事功方面，严如熤的两位岳麓师弟、同是罗典学生的陶澍和贺长龄比严如熤幸运得多，一个官至两江总督，一个官至云贵总督。罗典之后，袁名曜做了岳麓书院的主持人。袁名曜曾在皇帝身边工作过，对时务很了解。他的学生罗绕典在岳麓书院读书12年，考取了道光进士，最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黔南世略》等。袁名曜的另一个学生魏源则做了幕僚，追随岳麓师兄贺长龄、陶澍，既是海运、河工、盐政、币制等方面的改革专家，也是摒弃九洲八荒、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22岁时走出湖南去了京师。在京师，魏源师从刘逢禄，与龚自珍同学，他们“托经议政”，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通过学术研究表达变革社会的思想。魏源与龚自珍被时人并称为“龚魏”。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他的视野限于国内社会问题，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则睁眼看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认为经书仍是指导现实政治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经典做依据，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同时认为历史情况常变，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就是著名的“与时俱变”思想。
　　1824年，魏源32岁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漕运危机，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魏源上书提出了海运的方案。同年，贺长龄又委托他编辑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计划于次年完成，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在清代文章中进行广泛的挑选，前面是理论文章，后面是行政专题，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限来分类。这本“经世”之书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魏源完成了军事著作《圣武记》。这部书叙述了清代从开国到道光朝的主要战役。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纪录战事，他还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魏源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当时汉人只偏重文职，民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魏源主张采取新政策以提高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待遇以消除军事腐败，像西方那样建立常备海军等等。魏源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希望战败后能够知耻后勇，重振国威。《圣武记》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流传到了日本。
　　1843年，50卷本《海国图志》出版，这是魏源增补老友林则徐未完成的《四洲志》，编撰而成的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介绍了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的史地情况，兼及西方的地圆学说、议会制度、铁路、银行等新知识，使中国人对陌生的海外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海国图志》中还有《筹海篇》等论述性的内容，阐明了对敌策略。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以来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殊为难得，因为在中西交流史上，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自我中心的观念，中国称欧美是“泰西”，欧美则称中国是“远东”。魏源的《海国图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严如熤、陶澍、贺长龄这些岳麓弟子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他们是近代的第一批士人，在他们之后崛起了一支更大的岳麓队伍。这支队伍的教师爷是欧阳厚均，曾在户部任职15年，有丰富的政务知识。欧阳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门下弟子超过3000人。同时，另一个湖南籍士大夫官员唐鉴积极鼓吹恢复宋代伦理哲学，呼吁士人坚持心性修炼并为国效劳。唐鉴还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均属儒者之事。唐鉴与贺长龄是同乡好友，湖南士大夫集团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欧阳厚均和唐鉴的学生曾国藩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开始崛起。

导言：大人物拥有大团队，大团队推动大历史
第一部分 大学问孕育大团队
第一章 曾国藩们：从经世派到洋务派
第二章 康梁集团：学问与时政的纠缠

第二部分 文化与武化
第三章 留日学生：孙中山的同志们
第四章 北洋军：袁世凯们的大团队

第三部分 主义之争
第五章 黄埔：校长蒋中正和他的学生们
第六章 毛泽东说：我们要办一个“红埔”

第四部分 专业就是力量
第七章 留苏学生：“世界是你们的”
第八章 77/78级、IT精英、海归：现代化、世界、未来……
后记：这是一本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