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乱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廷与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唐廷迫切要求早日了结河北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因此代宗即位之初即明确规定：“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予封赏。”东都收复的捷报传来才四天，又下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于是，张忠志（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在史朝义授首之前纷纷投降，正是唐廷所期望的。特别是张忠志（李宝臣）开土门（井陉口）纳王师之功，一直受到唐廷的重视。援往日处置安史降将如能元皓、令狐彰之例，各授以节度使，自是情理中事。诚如王昶跋《李宝臣碑》所说，“不如此不足以慰来投之心”。并且，唐廷通过“分而帅之”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各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擅三镇和史思明乾元中投降时授以整个河北节度使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战后上述新的政治矛盾与军事斗争既然愈演愈烈，恰好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故史称：“属怀恩反，边羌挈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问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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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