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深感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之痛，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外戚，“不令在枢机之位”，力图摒除外戚势力对皇权制度的影响。他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东汉前期，外戚干涉朝政的事件明显减少。
但到了东汉中期，自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登基后，皇帝大多在幼年即位，娃娃皇帝、少儿皇帝一个接一个。和帝死后，出生仅百天的尚在襁褓中的刘隆由邓太后抱着上了皇位。只是这位皇帝命运不济，哇哇大哭地做了8个月的皇帝，奶还没有断，就“英年早逝”了。人们谥其为殇帝。
此后，在外戚、宦官势力的操纵下，皇位更迭更为迅速。13岁的安帝刘祜和11岁的顺帝刘保相继登位。顺帝死后，2岁的冲帝刘炳和8岁的质帝刘缵都是不到半年驾崩，随后继位的就是15岁的桓帝刘志。
如此之多的娃娃皇帝、少儿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对朝政国事一无所知，大权自然由他们的母后执掌。太后作为女流之辈，身单力薄，必然将国家大权交给自己的娘家人。太后的父兄叔侄等等，无不因之鸡犬升天。这样，就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外戚集团。外戚势力操纵大权，恣意作为，横行朝野，视皇帝如无物，位在至尊的皇帝逐渐变得形同虚设。
随着年岁的增长，皇帝越来越感到被人摆弄的憋屈，不甘心自己的傀儡身份，思谋将外戚势力驱出宫廷，收回大权。但皇帝本人也是孤家寡人，最贴心的是朝夕侍奉的宦官。皇帝也就只有通过他们同外戚抢夺权力。
这样，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权力冲突，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外戚与宦官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两派的惨烈争斗。双方互有胜负，此起彼伏，你强我弱，你弱我强，交替登台，成为有汉一朝一个特有的现象。
其实，两派的斗争早在和帝时就开始了。当时，以窦太后的哥哥窦宪为首的外戚集团掌控要职，窦宪任大将军，耀武扬威，不时给和帝难堪。和帝忍无可忍，与宦官郑众等密谋，逼迫窦宪自杀。此一役，宦官大获全胜。
其后，安帝时，以邓太后的哥哥邓骘为首的邓氏一门又开始擅权，安帝密指宦官李闰行动，迫使邓骘绝食而死。顺帝时，宦官、外戚也经历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斗争。如此种种，可见当时外戚、宦官势力交替上升的乱世景象。
东汉中后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勾心斗角的宦官、外戚势力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官僚和儒生。
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制。选拔官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由地方郡县举荐当地有口皆碑的士子，二是由三公等大臣特聘享誉当地的名士作本府的属官，第三则是各级长官的属吏积累资历一步步逐级升迁。
察举制度使士人可以通过察举和征辟进入仕途，而其依据主要是靠乡评里选，考察乡人对一个人品德学识的评价。正因此，东汉士人都十分注重个人言行和名节，以期得到乡人认可。
在察举和征辟过程中，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僚长期举荐士子，被举荐的士子自然感恩戴德，成为该官僚的门生。时间一久，围绕这位官僚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集团。他们在政治上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门生故吏遍天下”已经成为官僚身位尊隆的象征。
同时，在光武帝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得到广泛认可并被作为评判士人的标准。儒家所倡导的关于修身理家治国的一系列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士子们胸怀大志，关注国家危难与百姓疾苦，对外戚、宦官黑恶势力痛恨愤慨，体现出儒家的济世情怀。他们主张辅政济民，为荡除奸佞，可以赴汤蹈火。他们不仅以此要求自己，还相互砥砺，以此品评他人，评论他人的功过得失、品德言行，逐渐地，在士子中间形成了一股“清议”之风。
“清议”是在桓帝时逐渐出现的。此前，士风已经经历数次变化。从汉高祖时代“轻死重气”的任侠之风到汉武帝时代崇尚儒学的“守文之徒”，再到王莽和光武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到了桓帝时，外戚、宦官轮流擅权，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士大夫感喟政治腐坏，不愿与奸党同流合污，又不甘于隐居避世，就开始品评当世人物，评论朝政得失。他们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为主，兼及其他。评论公卿优劣的标准，主要看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善于清议的士人，被认为是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舆论，影响察举。因此，一些官僚士大夫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也倡导这股清议之风。到了后来，士人对宦官、外戚专权痛恨不已，将清议内容重点放在了朝政上。清议风向的转变，得到了当时太学生的狂热呼应。太学也因此成为当时清议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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