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社会史研究如何与史学界对话？如何介入其他领域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社会史研究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许多主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或少有的研究，但与主流的断代史或传统的专门领域交流还是很少，人们往往只是从主题的分类上判断是否为社会史，甚至无论社会史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时段在哪里，便基本上认定他为社会史研究者，而非该时段历史的研究者。这样一种截然的区分，说明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或者有某种明确的定义，认为研究什么的或怎样研究的就是断代史研究者，否则便可以归入他类。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太多见，比如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者多以研究中世纪的欧洲著称，但人们不会说：“哦，某某不是中世纪史专家，他是研究社会史的！”
这种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史研究以外的人们。社会史研究者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我们不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不把我们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隔绝开来，而能与其分享我们的研究视角、方法、材料和见识，那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学习社会史，首先应该学习史学史。想想国内较早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之前不是研究政治史的，就是研究经济史的。譬如冯尔康以研究雍正皇帝知名，华南的社会史学者多研究经济史。法国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赫研究马丁·路德和拉伯雷，这是中世纪史的传统主题，而且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所不屑的人物研究，后来他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探讨王权强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一个政治史的主题。孔飞力的《叫魂》以一种“迷信”或者巫术观念为切入点，到最后的王朝权力体系的探讨，总体上没有超过布洛赫这本书。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选择区域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史研究者往往会遭遇这样的窘境，即无论你如何解释，别的领域的研究者也不觉得研究这样的“小社会”有何必要。我们除了认为这可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细之外，也无法说出更多的道理。这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区域性的研究旨归局限在了“本地域”，而不是讨论超越这个“本地域”的大问题。以往已有学者提到“跨区域”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使自己的研究空间扩大，因为任何区域对于下一级区域来说都是“跨区域”的，而是要使自己的问题“跨区域”，无论研究的是明代倭寇还是卫所制度，无论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事件还是乾隆皇帝这样的人物。这样，社会史研究才能走出周氏洪武年间登人黄册的户名，直到康熙年间依然在被周氏后人沿用。从族谱的记述来看，在闻喜县，这类明初户名固定化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当地许多族姓明初定立的户名曾经沿用至明末或是清初，甚或是有清一代结束。
对于闻喜县的里甲体系来说，明初户名固定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户”及里甲的内涵均发生深刻转变。由于明初户名长期承传，当年立户入籍的单个家庭，数代之后一般已经衍生为多个家庭，即所谓“历数传而户族繁衍”，①“户”的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展。此外，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赋役改以丁、地课征，“户”由以往的计税单位转变为征税环节上的登记缴纳单位，它在赋役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发生改变。②所以，时至万历年间，闻喜县里甲组织中的“户”已经基本衍变为一个承担一定税额的血缘群体。因应“户”的这些变化，闻喜县里甲组织的内涵同样出现较大异动。户名不变与民众迁居之间存在的冲突，使闻喜县里甲体系旧有的地缘格局难以维系，里甲催征陷入了“盖簿皆老名，少现在之人，四徙而居，寻访不易”的窘境。③与此同时，里甲破败、户众繁衍以及合籍、附户等因素的交织，使一户独占一甲或者数户朋占一甲的情况成为可能。所以，自明中叶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倚重血缘关系的倾向越来越鲜明。一条鞭法在闻喜县推行后，该县钱粮悉令各户分限自行封纳，里甲组织在赋役征派方面的功用也较以往有所弱化，而“户”的重要性却因此大为提升。闻喜县钱粮“合户催征”的举措大致就诞生于这种“户”与里甲内涵均发生转变的情境。此一举措不仅认可了二者的转变，而且赋予它们制度化的可能。
我们看到，万历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基本是以“户”为中心来进行。在明末清初闻喜县里甲变动较为频繁的这段时期，当地户大丁众的人户大抵都曾有过析分、统合的变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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